在長達30年的政治生涯中,孫中山從未領導過一個統一的中國。因此,他的治國之才和決策能力無從考察,但這更加使他死後成為傳奇式的人物。他和同時代的大多數政治家不同,他沒有利用政治來為個人掙得一筆財產。他曾為遠大的目標——一個現代的、強大的、獨立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奔走呼喊。雖然這些目標尚未變成政策條文,但作為口號贏得了廣泛的支持。孫中山長期追求權力的失敗也具有代表性。回顧過去,中國民族主義所受的挫折,在他的身上得到了集中的體現。每一個與中國的軟弱和落後互為表裏的人都出賣他:文人學士、官僚、軍閥,特別是列強。

孫中山“革命尚未成功”的遺產,吸引了許多人對它提出要求。這些人包括國民黨的各個派係、共產黨、“好”軍閥,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侵略者。今天,北京和台北都競相引用孫中山的話,以使他們各自對孫中山的評價永世長存;而莫斯科,則在對北京的指責中,稱孫中山是尋求“同蘇聯友好”的“中國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德魯森:《孫中山》,第19頁。作者和書的全名見書目索引。腳注隻引簡稱,括號中的數字即書目中編排的數字,如,指書目索引中的第條。

著名的領袖和偉大的思想家們都傾向於留下有爭議的遺產,在莫斯科和北京這是眾所周知的,對孫中山的評價在這兩個地方終究不過是一個枝節問題而已。

研究孫中山“真正的”學說是不會有太大收獲的,因為他不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他是一個即興詩人,而不是一個政治哲學家。當我們承認,是由於他的政治風度,而不是由於他的思想使他與眾不同時,這並不貶低他在曆史上的作用和他個人的英雄行為。

他的臨時湊合的策略,可以首先解釋為是對那些前所未有的政治問題、對那些由於外國侵略及國內腐朽製度所產生的危機的實事求是的反應;這些都要求緊急的解決辦法。但更重要的是孫中山的行為的人類和社會學意義。他見機行事的獨特方式,既反映了他的社會背景和所受的教育,也反映了他的性格。他是非常樂觀的,相信自己所做的都不錯,而且具有行動的膽量,這是革命精神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他因此才能跟上中國曆史的步伐。同時代比他更有才幹的人在爭取權力的鬥爭中遭到失敗後便一蹶不振,而孫中山總是失敗了再來,準備適應新的局麵。

然而,孫中山的社會經曆妨礙了他爭取領導權。他是一個西方化了的農民,一個局外人,終其一生都擺脫不開名流們對他的偏見,不管是舊式的還是新式的,他試圖通過請求外國的支持來彌補這種毫無社會地位的缺陷。他生活在外國幹涉中國的能力被認為是無限的時代,但他傾向外國決非權宜之計。他真誠地相信,一個強大的現代化中國的建立,對全世界都有好處,並且盡最大的努力使外國人也相信這一點。

爭取中國知識界(和他們的後代,現代知識分子)的讚同和得到外國的支持,是孫中山的實用主義努力的兩個主要目標。在追求這些目標的過程中,孫中山常常進行妥協和運用策略,現在看來這是同他所代表的民族主義和民主力量相矛盾的。他被迫處於一種謙卑,甚至受辱的境地。當時,孫中山有兩副麵孔:軟弱的追求者和自負的操縱者。追求者不得不謀求妥協,操縱者則相信他可以使妥協轉過來對他有利。

在這個對孫中山一生經曆的頭十年(1894-1905)的研究中,這兩副麵孔是十分明顯的。其背景是古老的中國進入了它衰落的最後時期。它的那些寡頭統治者政治上已經破產,不起作用;它的學者名流已變得優柔寡斷和四分五裂;它的農民群眾也變得更難以控製。這些傳統的集團——寡頭政治的執政者,知識界和農民——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察覺到了危機,但他們各自的解決辦法實質上都受到傳統的限製。朝廷企圖利用傳統的勢力以恢複王朝的權力和威信。進步的知識界試圖把革新和儒家學說調和起來,但大多數保守主義者認識到,製度上的改革會危及他們整個集團的特權。而農民,如果說他們有任何大的政治目標的話,那就是反滿的,他們希望明朝的複辟會給他們帶來一個仁慈的、理想的儒教國家。

然而,西方的滲透卻為非儒教的民族主義創造了新的焦點。在香港和各個通商口岸,中國的商人對歐洲的製度,對諸如法治和契約關係神聖不可侵犯等觀念已漸漸習以為常。職員和有專門職業的人,多半是教會的信徒,都誇耀自己比儒家名流受到更多的新式教育,作為基督教徒,他們認為自己在道德上更優越。還有華僑,這些被忽視的移民,經常受到本國政府的輕蔑,他們越來越容易接受政治上的煽動。在國外,他們像少數民族一樣,受到迫害和歧視,因此,他們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本國政府來保護他們。至於在海外的經濟成就並不能在國內得到相應的機會和聲望,也使他們歡迎變革。這樣,通商口岸的中國人和華僑一方麵讚賞歐洲的製度,一方麵對歐洲人的社會和政治特權感到憤恨。他們作為西方海外基地的居民,對西方強權有著深刻的印象,似乎它是一種無敵的全球性的勢力。這就產生了一種具有雙重意義的民族主義,其中混合了對歐洲的羨慕、怨恨和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