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衝及
史扶鄰教授的《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一書，在近年來西方曆史學家對孫中山的大量研究著作中，要算是最重要的一部了。
本書1968年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後，立即引起了國外學術界的廣泛重視。西方報刊紛紛發表評論，對它讚揚備至。有的說：“史扶鄰這本包括了孫中山頭40年曆史的書，是西方學術成就中的裏程碑。”“應該是關於孫中山青年時期的標準著述。”有的說：“這是本世紀學術成就中不可替代的、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著作。”美國的中國問題權威、哈佛大學的費正清教授特地為這部書作序，並說：“這部著作對一個嚴酷的時代中的重要人物所作的描述，是最詳盡和最具有權威性的。”
丘權政、符致興兩位同誌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把這本書譯成了中文，介紹給中國的讀者。讀一讀史扶鄰這部著作，對我們從事中國近代史教學和研究的工作者來說，確實很有好處。它的好處，我想至少有兩點：第一，可以了解西方曆史學家對孫中山的研究狀況以及他們所持有的觀點。第二，也可以從中受到一些有益的啟發。這裏，我想著重就後一方麵來說幾句。
史扶鄰這部著作第一個重要的優點是：富有曆史感。他把孫中山初期走過的道路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發展過程來考察，並且力圖探索和說明事情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發展。這就比某些曆史著作隻羅列一大堆曆史現象，或者作一些枯燥的靜止的分析，要深刻得多，對讀者也更有吸引力得多。
史扶鄰在本書的《導言》中，一開始就給自己規定了明確的任務。他說：“他（指孫中山）是主要由中國知識分子組成的政治運動的第一個非仕宦出身的領袖。本書的目的，就是要說明孫中山是在什麼條件下怎樣取得這種領導地位的？”本書以下各章，大體上就是按照這條線索漸次展開論述的。
孫中山是怎樣走上革命道路的？
長時期來曾經流行過一種說法：自從中法戰爭之後，孫中山便成為一個堅定的革命者了。以後的一切，仿佛隻是朝著他預定的目標前進。這中間，既沒有矛盾，也沒有曲折。甚至連他上書李鴻章，也被解釋成隻是借此北上，以窺清廷的虛實。這種說法，顯然並不符合客觀的曆史實際。
一個人的思想發展，往往需要經曆迂回曲折的道路。特別是一種新的社會政治思想的產生，要衝破社會上各種傳統思想的束縛，更不可能一開始就走上一條筆直平坦的大路。當反動統治勢力還貌似強大的時候，一個知識分子要下決心拋棄自己已取得的那點社會地位，冒著殺頭破家的危險，領頭起來革命，哪裏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它不僅需要有一個嚴肅的思考和摸索的過程，而且當他最後下定決心前，內心常常充滿矛盾，甚至會出現一些曲折和反複，這倒是很自然的事情。孫中山的青年時代，正是經曆了這樣一個過程。
史扶鄰沒有采取那種簡單化的辦法，而是在相當程度上注意到了這個過程的複雜性。
他在描繪了孫中山“赤貧如洗”的童年時代和他在夏威夷受到西方式教育以後，接著指出：盡管他當時深深地為自己民族的處境憂慮，熱望能革新中國的政治，可是直到他開始學醫的時候，他的內心依然充滿著矛盾。他學醫的決定，“表明他還不知道怎樣使他的職業同他的新的政治覺醒協調起來”。
當孫中山到香港雅麗氏醫院附屬醫校學習後，他開始同幾個友人高談革命，號稱“四大寇”。這就是孫中山自己說的：“此為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史扶鄰正確地指出：在這時，還不能“過分強調孫中山在密室中反對清王朝的激進情緒”，“作為一個接受了幾乎全部西方教育的人和一個現代醫學潛在的先行者，孫中山所具備的條件使他將更多地求助於支持清王朝的改良主義者，而不是更多地求助於三合會”。
甚至到了1894年，也就是他已向陳少白、鄭士良等少數人提出成立“興中會”的建議以後，他的內心依然存在著矛盾：“有跡象進一步表明，在下決心從事革命活動之前，孫中山對於同改良主義的權貴結盟一事，曾作了最後的一次嚐試。”這個嚐試，就是1894年的向李鴻章上書。“然而，此行的失敗，終於促使他不再猶豫了。改良主義的可能性已被消除。從此以後，他唯一的目標就是推翻清王朝的統治。”
自然，在史扶鄰的論述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他筆下的孫中山，總的說來，既不是什麼天生的聖人，也不是什麼單憑個人意誌、隨意創造曆史的超人，而是一個使人感到親切的、可以理解的現實生活中的人。他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他又是在客觀形勢的推動下，經過內心的矛盾衝突，經過實踐的反複探索，才最後走上革命道路的。史扶鄰對孫中山早期思想發展進程所作的這些基本觀察以及他的某些重要論斷，無疑對我們研究這個問題是很有啟發的。
我們再來看，在這以後孫中山又怎樣一步一步成為當時中國革命黨人公認的領袖的？
考察這個問題，需要把視野推到更廣闊的領域中，不局限於對孫中山個人經曆的觀察和分析，同時要注意到19世紀和20世紀相交那10年間，整個中國所處的客觀形勢和內部社會力量配備發生了哪些變化？
孫中山革命活動的開始，標誌著一種新興的社會力量開始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但在19世紀末年，這種力量在國內的基礎還是太薄弱了，一時還不能構成一種可以在中國社會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力量。這種力量對比的狀況，自然導致孫中山自述中所說的：“由乙未初敗，以至於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為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內地之人，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為怪者，祗有會黨中人耳。”到了20世紀初年，兩個重要的變化發生了：一是經過甲午戰爭，經過八國聯軍之役，中華民族的處境更加惡化了。二是隨著國內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的初步發展，隨著大批派遣留學生和廢科舉、興學堂，一個人數眾多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空前壯大起來了。這是一個不同於舊式封建士大夫的新興的社會力量。他們在嚴重民族危機的刺激下，經過激烈的鬥爭，終於大批走上革命的道路。隻有在這時，全國性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成立的條件才告成熟。早就舉起民族民主革命大旗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也就十分自然地成為這個革命政黨公認的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