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30章 深赭:無奈的作別(5)(1 / 3)

精神上,她始終是個徹底的個人主義者,現實裏,張愛玲始終徘徊在新中國的門檻外。政府一直沒有給她安排工作。但是,上海文藝界的第一號領導人物夏衍一直關注著她,安排她參加上海市第一屆文代會,安排她隨文代團下鄉參加土改工作,也一直在力圖排除左傾派的幹擾給張愛玲安排一個能展現才華的位置。從20世紀30年代初期開始,夏衍就一直領導著上海電影公司包括藝華公司、聯華公司和明星公司的編劇隊伍,他是中國電影事業的開路先鋒;抗戰勝利到上海後,他看了柯靈推薦的張愛玲的作品,又看了張愛玲編劇的影片《不了情》、《太太萬歲》,大為欣賞;上海解放後,夏衍在上海成立了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他本人親自任所長,柯靈被委任為副手,夏公告訴柯靈,他要邀請張愛玲當編輯,但眼前還有人反對,隻有稍待一時。柯靈一直把這話放在心上,想尋合適的機會告訴張愛玲。與此同時,文華電影公司的龔之方、桑弧一直與張愛玲有著正麵接觸。張愛玲為文華寫的第一個電影劇本《不了情》產生了轟動效應之後,桑弧又動念想再請張愛玲寫個劇本,於是把一個喜劇腹稿的框架告訴愛玲參考,愛玲在寫作過程中沒有和桑弧商量就把劇本寫好了,這就是張愛玲為文華編劇的第二個成功的劇本《太太萬歲》。他們的合作是愉快而成功的。龔之方也受到夏公的委托,在和愛玲有事接觸之時,曾順便問過她今後的打算和她是否留在上海?張愛玲笑了笑沒給答案,似乎她正在考慮這個問題,也似乎是默然婉拒,龔之方都向夏衍作了彙報。不光是夏衍,文華影片公司老板吳性栽和唐大郎也非常希望張愛玲能留下,所以他們一力撮合張愛玲和桑弧的婚事。桑弧師從導演大家朱石麟,對電影藝術頗有造詣,而張愛玲又是無師自通的電影行家,兩人男未婚女獨身,不正好是天生一對嗎?於是,桑弧的朋友起勁地“起哄”,上海的小報更是興風作浪,一時仿佛真有此事,流言四起。其實張愛玲的心中一直牽掛著與胡蘭成的戀情,對胡蘭成說的話言猶在耳:“我倘使不得不離開你,亦不致尋短見,亦不能再愛別人,我將隻是萎謝了。”心中牽掛著一個人,她的心中也不可能盛得下另一個人。再說桑弧性格內向而拘謹,和張愛玲隻談公事,即便有愛慕之心也絕無膽表示。所以當龔之方受文華公司的委托婉轉地向她提起與桑弧一事,同時勸她留在上海時,她的回答依舊是默然良久,隻是搖頭、再搖頭、三搖頭,最後說了一句:“恐怕這兩件事都不大可能了。”她已決意離開上海,這個與她生命最熨帖的地方。

張愛玲離開上海最直接的動因,是她在抗戰期間輝煌的聲名,這是她心裏最大的隱憂,在1946年出版的《〈傳奇〉增訂本》的“序言”裏她這樣為自己表白:

我自己從來沒想到需要辯白,但是一年來常常被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寫的文章從未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麼就是所謂“大東亞文學家大會”第三屆曾經叫我參加,報上登出的名單中有我,雖然我寫了辭函去(那封信我還記得,因為很短,僅隻是“承聘為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代表,謹辭。張愛玲謹上”。),報上仍舊沒有把名字去掉。

至於還有許多無稽的謾罵,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辯駁之點本來非常多。而且即使有這種事實,也還牽涉不到我是否有漢奸嫌疑的問題;何況私人的事用不著向大家剖白,除了對自己家的家長之外,仿佛我沒有解釋的義務,所以一直緘默著。同時我也實在耗費時間與精神去打筆墨官司,徒然攪亂心思,耽誤了正當的工作。但一直這樣沉默著,始終沒有闡明我的地位,給社會上一個錯誤的印象,對不起關心我的前途的人。……反正隻要讀者知道了就是了……

辯白歸辯白,事實總是在的,在激憤的民族情感這是難以被原宥的錯誤。而且當時全國的政治氣氛又是那樣濃烈而緊張。連夏衍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當夏衍知道張愛玲離開上海,一片惋惜之情,但他未置一詞。這個溫情的左翼領導人一直喜歡張愛玲的作品,調到北京當文化部副部長以後還囑托柯靈在上海書店的書庫裏購了《傳奇》和《流言》寄給他。愛玲到香港以後,夏衍又曾托人帶信給愛玲的姑姑張茂淵,希望愛玲能為《大公報》、《文彙報》寫點文章,可是姑姑說,愛玲離開上海前,兩人曾約好互不通信,所以無從通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