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最後的時間裏，多拉護理病人十分精心、細致，使其他人深受感動。醫生允許她自己做飯，給卡夫卡烹調合口味的飯菜。卡夫卡這期間喝過啤酒和葡萄酒，而且，他還希望別人在他跟前喝酒，以便他從別人的享受中得到一些樂趣，他還使勁地聞水果的香味。
這時，多拉和克拉普施托克與卡夫卡的思想交流隻能通過紙條進行。這些紙條都完好地保存了下來，它們除了表明卡夫卡喜歡注意事情的細節以外，還向人們說明了，他當時的神態十分清醒，並且有堅強的自製能力，他不再對自己的身體抱任何幻想，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對父母也隻字不提自己已經病入膏肓。6月3日上午，卡夫卡的呼吸急促起來，醫生給他注射了甲酮，卡夫卡十分痛苦，說：“殺了我吧！不然你就是凶手。”醫生給他注射了安眠劑，中午時分，卡夫卡與世長辭了。這恰恰是他41周歲生日前一個月。在遺囑中，他請求別人焚毀他的殘稿。卡夫卡的屍體被運回了布拉格，1924年6月11日，他被安葬在布拉格和施特拉施涅茨之間的一座猶太公墓裏。6月27日，卡夫卡的父母在一家報紙上發表一項聲明：“我們無法對遐邇的許多吊唁一一表示謝意，隻能在此借報紙的一角向所有對我們難忘的兒子弗朗茨·卡夫卡博士去世表示過同情和哀悼的人們致謝！”
弗朗茨·卡夫卡的一生平淡無奇，沒有什麼傳奇色彩。他在一生中，沒有改變過自己生活的地方，也沒進行過任何長途旅行。他在一生中，很少與同事們一起聚會，和他生活在同一時代的一些奧地利著名人士，他都不認識。這位身居布拉格的猶太人，利用業餘時間，寫了許多文學作品。這些文學作品在20世紀20年代就開始受到少數德國文學界行家的讚賞。
早在1916年，卡夫卡的朋友馬克斯·勃洛特就指出：“卡夫卡是堪與當時德國霍普特曼等人媲美的第一流大作家”，隻是他的遠見卓識和呼籲當時還激不起明顯的反應。但是，屬於時代的東西遲早是會受到時代接納的。
20世紀30年代，超現實主義者就把卡夫卡視為同伍，可惜，這時卡夫卡早已去世了。馬克斯·勃洛特開始編輯卡夫卡的6卷本選集。無奈，時運不濟，法西斯專製的德國，現代派作品是同“左”派作品一樣被禁止的。這時候也正是傳統現實主義重新抬頭的時候。他作品中所隱含的現代意識，即危機感、現代審美信息和荒誕感是沒有國界的，它們不脛而走，被裝在流亡作家和學者的大腦裏帶到了美國以及西歐其他各國，引起了普遍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經曆了一場噩夢的歐洲人，對卡夫卡作品中那種似夢非夢的“魘影”發生了更大的共鳴，感到人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的種種非人的經曆，卡夫卡早已在作品中預言了。
隨著1949年到1950年馬克斯·勃洛特新編9卷集《卡夫卡文集》的出版，一股“卡夫卡熱”很快遍及西方文壇，那裏競相湧現出的文學文藝流派如法國的荒誕派、新小說派、存在主義，美國的黑色幽默，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等等，幾乎無不受到卡夫卡的影響。與此同時，東方的卡夫卡研究也成了一門新的科學。從1957年起，由於捷克的一位共產黨元老、著名文藝評論家保爾·雷曼的一篇基本肯定卡夫卡的長篇論文發表，卡夫卡開始引起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以及西方的共產黨文藝評論界的廣泛注意，經過討論和爭論，觀點趨於接近。
1973年，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開放”氣氛中，有國際影響的《蘇聯大百科全書》終於以相當肯定的態度接納了這位被排斥整整40年之久的作家。後來，在東歐主要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對卡夫卡也改變了態度，並認為他的作品的意義是“喚起對危機中的個人的關注”。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隊伍中，對卡夫卡評價最高的是奧地利的費歇爾和法國的加羅第。前者認為卡夫卡的作品比現實主義的“真實更真實”；後者從對卡夫卡、畢加索等人的分析中，得出這樣的結論：現實主義不應該固定在寫實主義一種風格上，在表現形式上它應該是“無邊”的。最富戲劇性的是盧卡奇，他從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中期，都堅持批判卡夫卡。但在1956年的政治事件中，他一度被關在東歐某國的古堡裏，這時他聯想起卡夫卡的《城堡》，頓悟到“卡夫卡到底是現實主義者”，1958年他發表的《批判現實主義的當前意義》一書中，許多地方以讚美的口吻評論卡夫卡，認為他應列入“更高層次的現實主義作家的家族”。
幾年前，西歐的前聯邦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西班牙5國的重要報紙，搞民意測驗，發起評選已故十大歐洲作家活動，結果卡夫卡名列第五！而在進入“十大作家”之列的20世紀作家中，卡夫卡名列榜首！卡夫卡被尊稱為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或現代派文學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