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恐懼害怕它自己時，它就同恐懼對象保持著一種詭譎的關係。它的目光就再也離不開這個對象，而且，它也不願意離開，因為，當某一個人想把目光從那個對象上挪開時，他就會感到後悔。如果有人覺得我的話是難以理解的話，那我也沒有辦法，我不能對此作進一步的解釋。我可以這麼說，如果有人想當上帝派遣的起訴者，如果他有這樣的堅定意誌，而且，他要起訴的不是別人，而是他自己，那麼，這個人就能理解我的話。此外，人生還為我們提供了足夠的現象，在這些現象中，處在恐懼中的個人，幾乎是貪婪地注視著罪孽，雖然他是害怕罪孽的……鑒於這種情況，人們必須耐心地等待，直到某些人出現，那些人會置自己的天賦於一邊，他們不選擇廣闊的道路，而是選擇痛苦，選擇災難和恐懼……同時，他們還失去了引誘他們的東西，無法再對那些東西垂涎三尺。這是一場鬥爭，這場鬥爭無疑是很艱苦的，因為，人們不久就會對這種選擇感到厭煩、悔恨，他們會悲痛地，有時甚至會絕望地回想起自己從前的歡樂生活，他們會這麼想：如果他們沒有做那種選擇的話，那麼……
卡夫卡讀了這段內容之後，在日記中寫道：“我覺得，雖然他的情況同我有一些根本區別，但我們倆還是十分相似，至少，他生活在生活的此岸，他像朋友一樣，證明我是正確的。”1922年，卡夫卡在寫給馬克斯·勃洛特的信中說：“悔恨為什麼還不停止？我得出的結論總是這樣的：我本來可以好好地生活的，可我沒有在生活。”卡夫卡常常認為自己不像在生活，想要打破這種生活，與外界取得聯係，又對外界充滿了恐懼感，他就在這種惡性循環中不斷地折磨自己、摧殘自己。最後隻能逃避現實，不停地進行寫作，他認為隻有大量地寫作才能證明他生活是對的。1922年7月，他在給馬克斯·勃洛特的另一封信中，也談到了他的想法：
我害怕任何一個微小的變化，害怕任何一個對我來說是偉大的行動，因為這樣做會引起上帝對我的注意。
昨天夜裏，我輾轉反側，難以成寐。我在陣陣作痛的頭顱裏，反複考慮自己所遇到的一切事情，那時，我重新認識到，我是生活在非常貧瘠的土地上，或者說，那些土地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是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在一片漆黑之中，黑色的暴力隨心所欲地猛衝過來，不管我怎樣結結巴巴地為自己辯護，它還是毀了我的一生。隻是寫作保護了我。我是否可以說得更確切些，寫作保存了我的這種生活。我並不是說，我要是不寫作生活就會好過一些，我沒有這個意思。恰恰相反，如果沒有寫作，我的生活就會更加糟糕，就會變得無法忍受，我就會以發瘋而了卻這一生。所以，我生活的先決條件是，當一個作家，不寫作的作家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窩囊廢，他最終會神經錯亂的。但是，當一個能寫作的作家又是一種什麼滋味呢？寫作是甘甜的，是一種極為豐厚的報酬。但這是對什麼事情的報酬呢？到了晚上，我才清楚地認識到，這是對神差鬼使般功績的報酬。隻要作家在陽光下寫作，他們就不會知道，他們實際上是委身於漆黑一團的權勢，並在給與生俱來的僵化思想鬆綁，他們還令人生厭地互相擁抱，等等。隻要在陽光下寫作，他們是不會知道這一切的。也許有其他的寫作方法。但我就知道這麼一種。夜裏，我因恐懼而難以入眠。這時，我清楚地看到，在這種寫作方式中，有一種幽靈般的東西。虛榮心和尋歡作樂的欲望在嗡嗡地作響，它們不停地圍著我和一個陌生人的身軀打轉。這個欲望和虛榮心所做的動作五花八門，它們形成了一個虛榮的太陽係。幼稚的人有時候會這樣想：“我馬上就死去，我要親眼看看，別人是怎麼為我哭泣的。”而當作家的，則是不停地把這個想法付諸實施。他不斷地死去，並為自己傷心地哭天抹淚，所以，作家都有一個害怕心理，這個害怕心理並不一定表現為害怕死神，它可以表現為對細微變化的恐懼……對死神的害怕心理，從原因上看，可以分為兩種：第一，作家害怕死亡，因為他還沒有真正地生活過。我倒不是說，要生活就非有妻室、土地和家畜不可；我認為，生活的必要條件是：放棄自我享受的念頭。不要去欣賞住房，不要為它裝飾粉刷，人們應該搬到屋子裏麵去住。也許有人會說，這就是命運，沒有人能駕馭它。但是，事後人們為什麼總是要後悔呢？為什麼悔恨總是縈繞一個人的心際，久駐不去呢？難道人們是為了把自己裝扮得更美麗、更富有魅力？這也許是其中的一個原因吧。可是，除此之外，我在那些不眠之夜所得出的結論是這樣的：我本來是可以好好生活的，但是我沒有在生活。第二個主要原因——也許隻有一個主要原因，可是我現在無法把它們區別開來——是這樣一種想法：“我所玩耍過的東西真的要出現了，可是我卻不能通過寫作贖回自己。”
長篇小說《審判》寫的是一家銀行的高級職員約瑟夫·K，一天早晨醒來忽然無緣無故地被某個法庭逮捕了。這個法庭並非國家的正式法庭，但它有比國家法庭更大的權力，所有人都在它的監督之中。法庭對他宣布了逮捕令但並不限製他的行動自由，他可以像往常一樣過日子，但隻要開始審判，就必然認定有罪，不能得到赦免。在這個法庭眼中，根本不承認有罪和無罪的區別，區別隻是：已經找上你和暫時還沒有找上你。他回想不起來自己犯過什麼過失，有誰可能會控告他，於是他開始設法反抗法庭。他四處求人，甚至到法庭上聲辯。他力陳自己無罪，還進一步指出：在法庭的行動後麵，“有一個龐大的機構在活動著。這個機構不僅雇傭受賄的看守、愚蠢的檢察官、最大優點便是明白自己不中用的預審法官，而且還擁有一批高級的甚至是最高的法官，這些人還有大量不可缺少的聽差、辦事員、警察及其助手，或許還有劊子手呢……”為什麼要有這個龐大的機構呢？不外乎是誣告清白無辜的人，對他們進行荒謬的審訊。但奇怪的是他本可以逃避迫害，他卻偏偏不，結果他連自己到底犯了什麼罪也不明白，就在一個晚上“像一條狗似的”被處死了。在作為刑場的“人跡罕至”的小采石場上，他也不進行抵抗。小說中，K想過：“我好像一直找女人幫忙，先是布爾斯特納小姐，後來是房主的妻子，現在是這個小仆人，她看來對我懷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欲望。”他由於與萊妮、律師的女仆有瓜葛，而錯過了與律師、與法律事務所所長談話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