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集子裏收集的文章，是我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和本世紀初年的一部分研究成果，集中論述了法國文學。我將內容分為兩部分，一是對作家和流派的評述，一是對作品的具體分析。前者可說是宏觀研究，後者則是進行微觀研究。
我與法閏文學的因緣已有近半個世紀的曆史。想當初，我在上中學時最感興趣的是俄蘇文學與法國文學。由於當年（1957年）考大學時俄語瓠不招收學生，我隻得報考法語，僥幸考上了北京大學西語係法語如憶義碰巧大學畢業那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於是有機會攻讀法國文學，從此我走上了研究法國文學的道路，研究生畢業後恰值“文化大革命”，故而我真正從事法國文學研究要到七十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1970年從河南信陽的息縣全部返同北京以後，運動處於半停頓狀態，我們得以重新接觸研究工作在馮至的支持下，柳嗚幾、張英倫和我決定撰寫《法國文學史》，分三以後，我們三人分頭進行寫作。（與《法國文學史》同時進行的還有《美閑文學簡史》的寫作，）這段時間長達七八年。撰寫《法國文學史》是我真正從事法國文學研究的前端，給了我鍛煉的機會，使我在科學研究上逐漸成熟起來，我認真接觸了窪國的中世紀文學、文藝複興時期文學、古典主義文學和幾世紀文學，應該說比我在研究生時期收獲更大：我既要研究作家和流派，又要研究具體作品，雖然這種研究還不是很深人的，但畢竟給我打下了法國文學研究的堅實基礎。因此，“文革”結束以後，我有可能更深入地研究法國作家及其作品，在不長的時間內出版了我的第一部論文集《法國文學論集》（1982年），當時是研究所裏較早發表論文集的一個，因此得到了所長馮至的讚許。
如果說，我的第一個研究成果較豐富的時期是在1982年之前，那麼第二個研究成果的豐收期是從八十年代末至今。在此期間，除了發表專著《雨果》、《法國詩歌史》、《現代法國小說史》、《法國文學史》以外，我還寫出了一批論文，收集在《法國文學縱橫談》中的文章便包括了這一時期我最主要的成果。其中論及的作家有：巴爾紮克、福樓拜、梅裏美、大仲馬、雨果、喬治·桑、拉馬丁、繆塞、小仲馬、波德萊爾、蘭波、普呂多姆、左拉、莫泊桑、朗鬆、普魯斯特、塞利納、尤瑟納爾、維庸、托辛等二十來位作家及其作品。涉及的麵相當廣泛，既有詩人和小說家，又有戲劇家和評論家。誠然，十幾世紀的作家占據了大半，但在流派的評述中提及的二十世紀作家也不在少數。
有意思的是，這一階段的研究是從詩歌開始的。我在法國留學期間，注意到法國許歌的優美和豐富，發現法國詩歌在世界詩壇，卜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法國詩歌（象征派）對我國詩人就起過舉足輕重的影響。而我以前不太注意法國詩歌。當時我萌生出要係統翻譯詩歌的念頭，於是有意識地搜集法國詩選。回國以後，從1987年起，我陸續翻譯我經過選擇的法國詩歌：1988年，上海師範大學中文係約請我開設選修課，我想到可以配合詩歌翻譯做一點介紹法國詩歌的丁作，便答應開設“法國詩歌欣賞”這門選修課。我一麵進行詩歌翻譯，一麵準備講課：寫出詩歌評論的講稿。當時，國內對外國詩歌的評論不多，一般是對詩人的整個創作加以評論，隻有少數有裏程碑意義的長詩才得到詳盡的評淪。而對一般的詩歌，往往隻有簡短的批評。我覺得這樣做不夠細致，未能介紹和傳達出外國詩歌的內涵。我很想另辟蹊徑，'是采用對一首詩加以長篇評論的方法，寫成六千字以上的評論文字。例如從法國中世紀最後一位大詩人維庸的代表作《絞刑犯謠曲》分析與歸納出四點：維庸的個人剖白已經預示著資產階級的個性解放；維庸以死亡題材人詩是一種近代意識；維庸化醜為美，醜中見美的描繪和藝術觀，最早體現了近代資產階級文學揭示的一條藝術準則；維庸詩作中謔而不虐、亦莊亦諧的風格表明他的藝術技巧比前人跨進了一大步。又如我將法國文藝複興時期七星詩社的主將龍沙的愛情詩歸納為三種類型：讚頌式、啟發式和感傷式，他的創作是層層遞進的，能與現代詩歌的演變聯係起來。再如我將法’國浪漫派的第一位詩人拉馬丁的代表作《湖》這首詩中感情表達的極端自發性和真誠與哲理沉思相結合的特點揭示出來。我認為繆塞的對話體長詩《五月之夜》的特點是真誠地抒發內心的痛苦，不進行議論，最能體現浪漫派的氣質。我分析了波德萊爾的《憂鬱之四》，認為他詩中表達的憂鬱是《惡之花》的主旋律。這首詩的結構特殊（二十行詩隻有兩個句了），以九個意象（鍋蓋、牢獄、蝙蠕、鐵窗、蜘蛛結網、大鍾、柩車、希望哭泣、黑旗）去表達憂鬱這種抽象的情感，從而闡述了這位詩人的通感手法和象征手法。我發現象征派的另一先驅蘭波的名詩《醉船》寫的是人的異化，這首詩最能體現蘭波的通感手法。總之，我覺得這幾篇詩歌欣賞還有一點新意，至少是言之有物。這些文章後來陸續發表在1988年至1990午的《名作欣賞》上，約有十來篇。”法國詩歌欣賞”這門課程獲得同學們的喜愛，我感到自己的研究沒有白費力氣。在研究法國名詩的基礎上，我想到進而研究法國詩歌史。在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之後，我在1994年出版了《法國詩歌史》，至此，我的詩歌研究告一段落。需要補充提一句的是，《試論普呂多姆的詩歌創作》一文是我應他人之約撰寫的一篇文稿，因故未能發表，收集在此也可彌補我對巴那斯派詩人的個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