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近代史研究中所謂“碎片化”的現象是客觀存在的，問題在於如何正確看待它。我以為，這裏所謂的“碎片化”與多斯所說的“碎片化”，是不同的概念。它是屬於在語義上價值取向積極的一類。理由有二：
雷蒙·威廉斯說，在文化發展史上，一種新概念的出現，既是人們對共同生活的外部環境變遷作出反應的記錄，同時也反映了人們對此種變動努力進行的總體評估並逐漸形成的重新控製的過程。[1]如前所述，多斯是在西方的語境下概括出“碎片化”的概念，他對年鑒學派的抨擊，同時也切中了西方曆史學研究的共同時弊，而這正是二戰後後現代主義對曆史學衝擊產生的負麵結果。歐戰前後，西方以尼采為代表的反省現代性的非理性主義興起，批判理性主義與“科學萬能”論，反映了時人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反省，同時也開啟了今天後現代主義的先河。後現代主義對現代文明的批判，其積極的影響固不容低估，但其存在走向極端的片麵性所造成的負麵影響，同樣不容諱言。這即是說，多斯所以提出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不是孤立的，說到底，它既反映了西方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同時也反映了人們對此的總體評估與積極的回應。反觀中國，當下表麵相類的“碎片化”問題，卻不容作等量齊觀。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曾說，他對於尼采諸人的反省現代性深表敬意，但因中國現實是科學與物質文明還太過於落後，故作為一種理論指導，這是中國不應當接受的。他注意到了語境的差異與理性選擇的重要性。當下的中國固然已是今非昔比，後現代主義的歐風美雨也顯然順勢而至；但是，由於中國的曆史文化傳統不同於西方，其百年來努力追求的理性與科學的精神也仍然有待於進一步培育，故後現代主義某些極端片麵的思想主張對於國人的影響雖然不能輕忽，卻也不應作過高的估計。例如，在這個具有重史傳統並以追求“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最高治史境界的國度，有多少真正的學者能忘情於曆史的總體性？在這個曾遭受過百年民族屈辱的國度，有多少人能忘情於對實現中華民族複興道路的思考，而相信應當顛覆任何“宏大的敘事”，能相信諸如“帝國主義侵略”、“南京大屠殺”等等，都無非是話語建構的故事，而非曆史的真實？明白了這一點，便不難理解，當下近代研究中存在的所謂“碎片化”，從整體上說，是不可能與反對、顛覆曆史研究總體性的目標相聯係的。這也就是說，當下近代史研究的所謂“碎片化”，與多斯麵對的年鑒學派史學的“碎片化”，不是同一個問題。此其一。
值得注意的是，《碎片化的曆史學》一書的最後一節是《法國大革命結束了》，其中寫道：“當代的史學觀點傾向於抹殺曆史進程中的加速期，以及製度更迭所造成的轉折點和交替時期。因此，淪為僵化結構的曆史勢必要排除所有被視為重要斷裂的現象。”這些曆史學家刻意抹殺曆史上的重大事件，尤其是革命的發生。在他們的筆下，“事件變得無足輕重，它不再是曆史進程的動力和加速器，而僅僅成了一種符號、神話和幻覺”。[2]多斯用了很大的篇幅猛烈抨擊以弗朗索瓦·孚雷為代表的年鑒學派對法國大革命的粗暴否定。在他看來，這正是年鑒學派史學走向“碎片化”的一個重要表征。耐人尋味的是，去年10月在武漢舉行的規模盛大的“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上，與會學者熱烈討論的一個議題卻是：應當進一步高度評價辛亥革命的偉大曆史意義。老一輩著名學者章開沅教授更進而提出，必須從前後三百年的曆史長時段中去考察，才能真正理解這場革命的偉大曆史意義。章先生的觀點得到了與會學者的普遍認同。這與多斯指斥弗朗索瓦·孚雷諸人以長時段為借口，抹殺法國大革命代表曆史重要轉折的偉大意義，正形成了鮮明對照。近二百篇的會議論文，內容涉及了政治、經濟、軍事與思想、文化等廣泛的領域，不少選題也很具體，但彼此內在的聯係與綜合的指向，即追求總體性的目標——綜合把握辛亥革命乃至整個中國近代曆史進程——依然十分醒目。在曆史研究中，選題的大小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以大可以見大，以小也可以見大。故多斯以是否心存總體性即總體史的目標，這一學術的“終極關懷”為究竟，作為判斷曆史研究是否“碎片化”的標準，是十分深刻和極為重要的見解。“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它說明，絕多數近代史研究者在事實上也始終並未忘情於曆史家的學術關懷和陷入多斯所說的“碎片化”誤區。此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