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文集中所收的文章，除了第一篇發表稍早外，其餘都為近年的新作。文集所以借用其中一篇文章的題目即《歐戰前後國人的現代性反省》來命名，是因為它最能集中體現文集的主題。這也正是近些年來本人研究所關注的主要問題所在。
學術界對於“五四”時期思想文化的研究，自來成果豐碩。人們普遍重視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傳播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並由此強調指出，正是緣是之故，“五四”後的新文化運動由前期追慕西方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發展到了後期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終至於走上了“以俄為師”新的發展階段；五四運動便也因此成為了近代中國曆史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轉捩點。這個曆史認知，在總體上，符合客觀曆史實際，係統而深刻。然而，這並不影響我們指出，已有的研究仍存在自己的不足。其中，重要的一點，是對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即歐戰前後，西方現代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尚缺乏應有的全麵的理解與把握。這自然會影響研究視野的展拓，對許多問題的闡釋，也難免有失簡單化。
19世紀末以來，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日益暴露，尤其是經歐戰創深痛巨，歐人開始普遍反省其自身的近代文明，從而促進了歐洲現代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其中，馬克思主義批判資本主義製度，主張社會主義革命，並終致結出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善果，固然是代表了此種反省的一個重要取向；但是，與此同時，還存在另一個重要的取向，同樣不容輕忽，這就是：反省現代性。許多人以為，自文藝複興以來，由於迷信“理性萬能”，導致了人性的異化，人們失去了精神家園，物欲橫流，爾虞我詐，終致發生了歐戰的慘劇。因此，與馬克思主義強調資產階級的理想王國破產和主張社會革命論不同，他們從認知“理性破產”出發，主張恢複對於人類內心世界的尊重，重建人類的精神家園。以尼采諸人為代表的非理性主義思潮，即反省現代性思潮緣是興起。上述兩種取向，雖不應等量齊觀，但無疑卻共同構成了對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批判，二者有相通之處，相互激蕩，也是應當看到的。不僅如此，歐戰前後的西方反省現性思潮，實為當下西方所謂後現代主義的前驅，足見其影響之深遠。歐洲現代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不僅深刻地影響了整個的西方世界，而且也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學術界雖然充分關注了西方現代社會文化思潮變動中的馬克思主義取向，但是，對其反省現代性的另一取向，卻甚少措意，在實際研究上，實付之闕如。需要指出的是，20世紀初年中國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既是近代中國社會自身發展的產物，同時也是西方現代社會文化思潮變動影響的結果。而觀念或思潮的傳播，其與不同社會分層間的利益關聯，正體現著韋伯所說的“選擇性親和”的原則。由此，不難理解，缺乏對後者全麵的理解與把握，我們對於前者的認識，也難以是全麵和深入的。
作者對於上述問題的理解與研究的展開，實有一個過程。《歐戰後中國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一文，發表於1997年，現在所以收為本書第一篇，是為了更好體現作者思路形成的完整性。這篇文章注意到了戰後歐洲彌漫著悲觀的情緒，“理性破產”論風行一時，它反映了許多歐人對自身的文明失去了信心。“歐洲中心論”由此發生動搖，同時也開啟了東西方文化對話的曆程。作者雖然第一次注意到了將歐戰後中國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與歐洲的思想動向相聯係，但並沒有形成“西方現代社會文化思潮變動”的完整概念，也尚未提出“反省現代性”的取向問題。直到2005—2006年發表兩篇文章，即《梁啟超與新文化運動》與《歐戰後梁啟超的文化自覺》，才自覺和完整地提出了上述的概念。新時期以來，人們超越了傳統的偏見，肯定梁啟超同樣是主張新文化運動的代表性人物，這已成共識；作者的上述這兩篇文章的貢獻在於，不僅肯定梁啟超同樣是新文化的健將，而且強調指出，遊歐歸來的他，由於站立在了西方反省現代性新的思想支點上，其重新審視中西文化的見解，便具有了獨特的個性和自身的合理性。它反映的是“文化的自覺”，而非文化的倒退。文章不是滿足於舉例證明任公還是主張新文化的，而是將問題置於歐戰後西方現代社會文化思潮變動的大視野下加以考察，它力圖彰顯一種新的研究視角。這努力受到了學界的關注。其時，作者所以能形成這樣的視角，實受兩個因素的啟發。一是所謂“現代性”問題正是當時學界討論的一個熱點；二是有幸讀到了美國學者艾愷的著作《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一書。前者主要是討論“現代性”的概念與所謂中國的“現代性”問題。我借用了“現代性”一詞，但於其概念的界定，卻是認同艾愷的說法。在我看來，他所說的“現代化”，其實就是我所理解的“現代性”：是指自啟蒙運動以來，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為目標的係統化的理智運用過程。艾愷關於西方自文藝複興以降，其文化的發展即伴隨著“現代化”與“反現代化”兩大思潮間糾結的宿命論見解，對於作者有更大的啟發。後來，艾愷在采訪晚年梁漱溟過程中，將其見解又作了進一步發揮。[1]不過，我又以為，就自己所研究的問題而言，用“現代性”與“反省現代性”較之“現代化”與“反現代化”，更顯貼切與富有曆史感。所以我在文中說：“本文所指的現代性，認同前一種意見（指艾愷說）。這與目前學術界的有關爭論無涉，僅是考慮此種提法更適合於20世紀初年的語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