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酒趁年華。能夠寫詩吃酒的時間實在不多了。詩人李亞偉有句名言，“我始終在尋找喝酒和美女的路上。”這樣的追求對一個有詩心，有誠心，有善心的詩人來說，顯得多麼重要。“中國上百年的新詩恐怕沒有達到20世紀西方大詩人如瓦雷裏、龐德那樣的成就，也匱缺裏爾克、艾略特那種深刻的思想，但是中國詩歌中的心靈和情感力量卻始終慰藉著整個20世紀，也將會慰藉未來的中國讀者。在充滿艱辛和苦難的20世紀，如果沒有這些詩歌帶來的光耀，將會加重人們心靈的貧瘠與幹涸。”（吳曉東：《二十世紀的詩心?後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這些話在漠視，以至鄙視新詩的人聽來，類似癡人說夢，可是對我們來說卻是真實的。趙園先生說“一生鍾情於詩，是一件美好的事”。詩歌有可能保護較為自由的心靈，保存生動的感性、直覺，保存內心深處柔軟的部分使免於過早地硬化，同時又不失必要的堅硬。（洪子誠、何寒：《北大新詩研究所：未了的詩歌情結》，《中華讀書報》，2010年12月8日）
進入90年代，尤其進入21世紀，“犁庭掃穴式的全球化，帶給我們的豈止是‘鄉土’的遺失和叛離，文化斷代，寫作方法異化，審美向度激變，道德取向更新，普世價值落俗。……仿佛一夜之間一個國家從精神到肉體都被清洗一遍，失憶症、夢遊症、臆想症和狂想症成為了集體主義的核心組成部分”，“在我們生活現場和精神世界中，那種本分的、知足的、所求無多的氣質已經很少了，更多的是貪得無厭，毫無敬畏之心和神靈的缺失”（《與平陽談詩?雷平陽訪談錄》，《星星》半月刊，2012年第2期）。我們麵臨精神方麵的困境：情感的沙化，趣味的粗鄙，心靈的扭曲，人際關係的敵化……這種情況幾乎達到“崩潰的臨界點”。在這種情境下，詩是我們普通人救出自己，創造一種有意義的生活的方式之一（錢理群：《詩歌讀本? 詩歌伴隨我們一生》，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後集權時代和全球化語境構成的這些現實壓力，需要當代詩人具有良心、善心，更需要詩人的責任心來深刻揭示人性的困境和看守人類的靈魂。
談到這裏，已經無須回答為什麼寫詩這一問題了。寫作，是一種堅守，是人到中年，接近內心的清靜與真誠的一種方式。感謝詩歌，讓我不斷創造自己，謹小慎微地發現生活的真理與本質。這是我近來的寫作態度。這一本冊子也是這種心境下寫出來的，從鄉村接近城市，再從城市抵達鄉村，是心路曆程，也是我的詩路曆程。讓我們在曆盡人世滄桑，領悟了求索之物的本性之後，向生活和藝術的本源做一次回歸吧。
李永才
2012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