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遇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是契丹貴族的後裔，遼朝東丹王突欲的八世孫。其父耶律履在金章宗時位至副宰相——尚書左丞，死後“諡曰文獻”，其漢化程度已經很深。直到耶律履花甲之年，楚材降生。深通“術數”、會相麵算命的耶律履曾對親人說：“吾年六十而得此子，吾家千裏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為異國用。”於是他根據《左傳》“楚雖有材，晉實用之”的典故，給自己的小兒子起名為“楚材”，字為“晉卿”，似乎他早已看到金朝必亡，自己的小兒子則會成為異國的名臣。實際上，這不過是修史者為楚材降蒙辯護，故意將他投靠成吉思汗看做是天命安排。
耶律履作為金章宗時的宰相，他很難預見幾十年後金朝會滅亡，即使他看到一點苗頭，也不會對別人講這種大逆不道的話。其實耶律履的話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理解：契丹族的後裔為金朝所用，也可看做是楚材晉用。
楚材三歲喪父，“母夫人楊氏誨育備至。稍長，知力學。書無所不讀，為文有作者氣。”成吉思汗建國稱尊的一二○六年，耶律楚材十七歲。“金製，宰相子例試補省掾。”楚材不願靠父親的特權做官，希望與其他士人一樣參加科舉。“章宗詔如舊製。問以疑獄數事，時同試者十七人，楚材所對獨優，遂辟為掾。”二十四歲時被授為開州同知。在他二十五歲那年，金宣宗南逃，蒙軍圍攻中都。楚材之兄辨材、善材皆扈駕。楚材奉命留中都，被丞相完顏承暉！拔為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楚材從小博覽群書，尤通經史，旁及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在童年和青年時代，他目睹了連年戰亂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的苦難，因此在中都被圍期間他拜萬鬆老人為師，皈依佛教，企圖從佛教理論中尋找精神寄托。
正如他事後在文集中所說：“予既謁萬鬆，杜絕人跡，屏斥家務，雖祁寒大暑，五日不參。焚膏繼晷，廢寢忘餐者幾三年。誤被法恩，謬膺子印，以湛然居士從源目之。”二十七歲“受顯訣於萬鬆老人”，成為一個佛門教外弟子，自稱“湛然居土”，法號“從源”。萬鬆老人主張“以儒治國，以佛治心”，這一主張恰恰符合耶律楚材的思想實際。
楚材長期接受儒家的思想教育，即使學佛之後，在他的思想深處依然保留著儒學的陣地，希望用儒家的政治主張治理國家，用儒家的倫理道德影響人民。因此有人說他“跡釋而心儒，名釋而實儒，言釋而行儒，術釋而治儒”。應該承認，耶律楚材是一個崇佛宗儒的徹底漢化了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一二一五年，蒙古軍隊占領中都，耶律楚材同其他金朝官員一起投降了蒙古。一二一八年，素有吞並天下之誌的成吉思汗聽說楚材有學行，而且善於占卜，於是下詔召見他。二人初次見麵，成吉思汗大概是為了爭取同盟者，對耶律楚材說：“遼與金為世仇，吾與汝已報之矣。”耶律楚材不僅沒有感謝成吉思汗為契丹人報仇，反而表示了對金朝的一片忠貞：“臣父祖以來皆嚐北麵事之，既為臣子，豈敢複懷貳心，仇君父耶？”表示他忠於金朝的國君，不敢要求成吉思汗替他報契丹族的亡國之恨。沒想到這短短的一句話正中成吉思汗下懷，使他發現耶律楚材是一位忠於所事的人，是一位可以依賴的人。“上雅重其言，處之左右，以備谘訪。”
從此，耶律楚材受到成吉思汗極大的信任和尊重，成為成吉思汗的親臣和近臣。耶律楚材豐姿長髯，蒙古語稱長髯人為“吾圖撒合裏”，於是成吉思汗親切地稱呼耶律楚材為“吾圖撒合裏”而不直呼其名。
幾年之後，當耶律楚材與丘處機吟詩唱和時，他曾回顧了自己當年北上謁見成吉思汗時的心情，其中說：“乍遠南州如夢蝶，暫遊北海若飛鵬。”“一聖龍飛德足稱”，“良平妙算足依憑。”“華夷混一非多日，浮海長桴未可乘。”“安得衝天暢予誌，雲輿六馭信風乘。”盡管他乍離中都，不免有如莊子“夢蝶”之感，但他仍對自己的前程充滿了信心，希望如大鵬展翅一樣遨遊北海。他把成吉思汗比做“龍飛九五”的聖人，把自己比做胸懷“妙算”的張良、陳平式的人物，希望協助成吉思汗完成“華夷混一”、統一天下的大業、乘風“衝天”而起，而不願乘“長數桴”浮海而去。
佛門寄希望於來世，耶律楚材卻想用胸中才學，協助成吉思汗追求當世的豐功偉業，立功北海，名傳後代，這正是他與避世修省的佛教徒的一個本質區別。
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耶律楚材參預了成吉思汗的萬裏西征，而且基本上不離成吉思汗左右，為成吉思汗出了不少主意。比如，一二一九年，“太祖西征，公從。旗之際，雨雪三尺，上惡之。公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從而堅定了成吉思汗出師西征的信心。“夏六月過金山。”“九月望，過鬆關。”後來，楚材與丘處機對詩唱和，如實記錄了一路的見聞和當時的心情。
在《過金山用人韻》中，楚材寫道：“雪壓山峰八月寒，羊腸樵路曲盤盤。千韻競秀清人思，萬壑爭流壯我觀。”在和丘處機詩《自金山至陰山紀行》時，楚材又寫了著名的《過陰山和人韻》，如實再現了成吉思汗大軍橫越金山、陰山的壯麗景象，其中說：“陰山千裏橫東西，秋聲浩浩鳴秋溪。猿猱鴻鵠不能過，天兵百萬馳霜蹄。”“雲霞掩翳山重重，峰巒突兀何雄雄。古來天險阻西域，人煙不與中原通。細路縈紆斜複直，山角摩天不盈尺。”“四十八橋橫雁行，勝遊奇觀真非常。臨高俯視千萬仞，令人懍懍生恐惶。百裏鏡湖山頂上，旦暮雲煙浮氣象。山南山北多幽絕，幾派飛泉練千丈。大河西注波無窮，千溪萬壑皆會同。君成綺語壯奇誕，造物縮手神無功。山高四更才吐月，八月山峰半埋雪。遙思山外屯邊兵，西風冷徹征衣鐵。”
在另幾首詩中，楚材不僅描寫了過陰山的景象，而且抒發了自己當時的壯誌豪情，如《再用前韻》一詩寫道：“河源之邊鳥鼠西，陰山千裏號千溪。倚雲天險不易過，驌驦跼蹙追風蹄。簽記長安五陵子，馬似遊龍車如水。天王赫怒山無神，一夜雄師飛過此。盤雲細路鬆成行，出天入井實異常。王尊疾驅九折阪，此來一顧應哀惶。崢嶸突出峰峭直，山頂連天才咫尺。楓林霜葉聲蕭騷，一雁橫空秋色寂。西望月窟九澤重，嗟呼自古無英雄。出關未盈十萬裏，荒陬不得車書通。天兵飲馬西河上，欲使西戎獻馴象。旌旗蔽空塵漲天，壯士如虹氣千丈。秦皇漢武稱兵窮，拍手一笑兒戲同。塹山陵海匪難事，翦斯群醜何無功。”在另兩首詩中楚材又寫道：“武皇習戰昆明上，欲討昆明致犀象。吾皇兵過海西邊，氣壓炎劉千萬丈。”“關山險僻重複重，西門雪恥須豪雄。定遠奇功正今日，車書混一華夷通。”
在這裏，楚材是站在西征的積極擁護者和支持者的立場上來描寫和頌揚成吉思汗西征的，因此他不僅將西征描寫為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而且毫不掩飾地透露了他崇拜成吉思汗、蔑視秦皇、漢武的思想感情。在他看來，號稱窮兵黷武的秦皇、漢武，與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相比，也不過如同兒戲一般，隻值得拍手一笑而已。他希望自己能像定遠侯班超那樣，立功異域，“車書混一華夷通。”這正是他跟隨成吉思汗西征初期真實思想的寫照。
成吉思汗信任耶律楚材，不僅因為他忠於所事，還因為他確實是一位治理天下的傑出人才。成吉思汗以武力爭奪天下，開始比較重視軍事人才，迷信武力。西夏人常八斤善造弓矢，很受成吉思汗信用，經常自我吹噓，看不起耶律楚材等一幫儒臣，說：“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但在楚材看來，常八斤不過是個匠人而已，根本不配談什麼天下大事，因此他針鋒相對地回答說：“治弓尚須用弓匠，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他認為“儒者”正是“治天下匠”，要想治理好一個國家，就不能隻靠武力，而要實行儒家的治國方針。“帝聞之甚喜，日見親用。”成吉思汗聽到耶律楚材的主張後，感到楚材確實是一個非同一般的人，於是對他更加信任了。
對於天文曆法，耶律楚材也有很高造詣。成吉思汗初起時，蒙古人不懂天文曆法，任用了一批畏兀兒人觀測天象。他們預報某年五月十五日夜裏要出現月食，楚材認為這個推測不準確，結果那一天果然沒有發生月食。後來，楚材推測第二年十月十五日晚將發生月食，畏兀兒人則不同意楚材的推測，結果到了那天夜裏，果然“月食八分”。從此成吉思汗對耶律楚材更佩服了，說：“汝於天上事尚無不知，況人間事乎！”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耶律楚材的思想主張逐步在成吉思汗身上發生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漢人劉溫，字仲祿，因善做鳴鏑得幸於成吉思汗，他不反對以武力爭奪天下，也不反對儒家所宣傳的以德治天下，但他更留意於所謂長生健身之術，在儒、佛、道三家中，最推崇道教。一二一九年五月，當成吉思汗西征路經乃蠻故地時，有一天劉仲祿向成吉思汗進獻醫藥，順便對成吉思汗說，金國有個長春真人丘處機，年高三百餘歲，此人不獨有治天下之術，恐怕還有長生不老之藥，建議成吉思汗召見丘處機問道。於是成吉思汗先後頒發了兩份詔書，從而出現了長春真人的萬裏西遊。
耶律楚材是長春真人西遊的積極支持者，據他自己說，當丘處機遞來《陳情表》，表示不願西行時，正是他受命起草了第二份詔書，成吉思汗“命僕草詔，溫言答之，欲其速致也。”而從第一份詔書的思想主張來看，它與第二份詔書是一脈相承的，這份詔書即使不是出於楚材之手，也是得到他的讚同的。
丘處機是金朝全真道的首領，因他出身漢族，不願接受異族的統治，隱居在山林聚徒講道，拒不出山做官。一二一九年，丘處機在山東萊州昊天觀講道。那年四月，金朝的河南提控派人請他出山，他婉言謝絕了；同年八月，投靠了南宋的李全、彭義斌請他協助共定大業，他也拒不前往。不久，劉仲祿帶著成吉思汗的虎頭金牌和詔書找到了丘處機，金牌上鑄有八個字：“如朕親行，便宜行事。”其詔文說：
製曰，天厭中原，驕華太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樸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圉共弊同饗。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兄弟。謀素和，恩素蓄，練萬眾以身人之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為一統。非朕之行有德，蓋金之政無恒。是以受天之祐，獲承至尊，南連趙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於國千載百世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猶懼有闕（缺）。且夫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河也；聘賢！佐，將以安天下也。朕踐祚已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三公九卿），未見其人。訪聞丘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賾窮理，道衝德著，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棲岩穀，藏身隱形，闡祖宗之遺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仙逕（徑），莫可稱教。自幹戈而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懸闊，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差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裏，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為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一，明於詔章。誠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違眾生之願哉！故茲詔示，惟宜知悉。五月初一筆。
這份詔書充分表達了成吉思汗君臣對丘處機的無比景仰之情。他們不僅把他當做活神仙，希望從他那裏得到“保身之術”；而且把他比做薑子牙、諸葛亮式的人物，希望他成為新朝的輔佐，登上“三九之位”，做大蒙古國的三公九卿，協助他們“安天下”，治理好國家。接到這種詔書，丘處機即使有回天之力、治國平天下之才，也不得不認真考慮，費一番躊躇。劉仲祿讀完詔書，對丘處機說：“師名重四海，皇帝特詔仲祿逾越山海，不限歲月，期必致之。”
丘處機一看盛情難卻，隻好答應了成吉思汗的要求，願同劉仲祿去見成吉思汗。一二二○年正月北行。但走到燕京以後，聽說成吉思汗已率軍離開乃蠻，到更遠的西方去了，他擔心自己年事已高，受不了一路上的辛苦、風霜，想等成吉思汗回師以後再朝見。劉仲祿不敢自作主張，派一個隨從的官員曷剌去請示成吉思汗，丘處機寫了一份《陳情表》，對成吉思汗說：
登州棲霞縣誌道丘處機，近奉宣旨，遠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處機自念謀生太拙，學道無成，辛苦萬端，老而不死。名雖播於諸國，道不加於眾人。內顧自傷，哀情誰測。前者南京及宋國屢召不從，今者龍庭一呼即至，何也？伏聞皇帝天賜勇智，今古絕倫，道協威靈，華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竄海，不忍相違；且當冒雪衝霜，圖其一見。兼聞車駕隻在桓撫之北，及到燕京，聽得車駕遙遠，不知其幾千裏。風塵氵項洞，天氣蒼黃，老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皇帝所，則軍國之事，非己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為難事。遂與宣差劉仲祿商議，不若且在燕京德興府等處盤桓住在，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劉仲祿不從，故不免自納奏帖。念處機肯來歸命，遠冒風霜，伏望皇帝早下寬大之詔，詳其可否。兼同時四人出家，三人得道（去世），惟處機虛得其名，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伏望聖裁。龍兒年（即庚辰年）三月Ｘ日奏。
丘處機這份《陳情表》的中心意思是說，他並不懂得軍國之事，沒有薑子牙、諸葛亮那種治國平天下的才能，因此難登三九之位；另外，他雖有“道德之心”，但時當亂世，“令人戒欲”，也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同時年事已高，形容枯槁，不耐風霜，因此他說不打算到西域去見成吉思汗，想等成吉思汗西征歸來後再去朝見。
成吉思汗收到丘處機的表文時，已經攻下了撒麻耳幹，他讓耶律楚材給他翻譯講解了表文的內容，授命楚材起草一份詔書，敦請丘處機西遊撒麻耳幹。這就是成吉思汗召見丘處機的第二份詔書，其詔文說：
成吉思汗皇帝敕真人丘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具悉。惟師道逾三子（指丘處機的三位師兄），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緟，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朝屢召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啟，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雲可尚。朕以彼酋不遜，我伐用張，軍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背，實力率之故。然久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於是載揚威德，略駐車徒，重念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州途之雖闊，瞻幾杖似非遙。愛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旨不多及。十四日。
這份詔書言簡意賅，十分明確地向丘處機表明，他即使不能輔佐成吉思汗處理軍國之事，成吉思汗仍然崇尚他的“道德之心”；因為成吉思汗知道，要征服敵人盡管需要“軍旅試臨”，“實力率之故”，但要達到“久逸暫勞”、長治久安的目的，還不能隻憑武力，還要靠“心服而後已”。成吉思汗之所以從萬裏之外派出使者專門尋找丘處機，“不限歲月，期以必致”，正是由於丘處機“名重四海”，希望能從他那裏找到征服人心的辦法，借以從政治上、思想上加強對各地人民的統治，也就是向丘處機這個道教首領尋找統治術。
其實這種主張主要反映了詔書起草者耶律楚材的思想，正率領大軍攻城略地的成吉思汗恐怕還沒有這麼明確的認識。耶律楚材“幼而學儒，晚而喜佛，常謂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畢矣。”他當時為什麼不竭力向成吉思汗宣傳儒家的“治天下”之道和佛教的治人心之術，反而舍近求遠，到千裏萬裏之外去敦請一個道教首領呢？他為什麼欣然接受成吉思汗的命令，樂於為成吉思汗起草一份召見長春真人的詔書，而對“夫子之教吾佛之道，置而不問呢”？後來，耶律楚材寫了一篇《西遊錄》，其中就專門回答了這一問題。
自東漢以來，佛、道、儒被稱為三教，它們雖然都是漢族封建階級統治人民的工具，但互相之間也有一些矛盾和衝突。“其教門施設，尊卑之分，漢、唐以來，固有定論”。但隨著時代的變化，君主的好尚不同，其社會地位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當蒙古貴族入主中原之初，道教的地位曾一度提高，直到忽必烈時佛教才上升到道教之上，而儒學在元朝卻一直排在第三位，並未引起統治者的真正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