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美國的南亞安全戰略經曆了冷戰時期的均勢和後冷戰時期的“超越均勢”兩個階段。“9·11”事件後，美國的南亞安全戰略繼續超越均勢，但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
冷戰時期美國在南亞地區實行的均勢戰略，既有遏製蘇聯的目的，也有對抗中國的考慮；既有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支印反華的戰略安排，也有20世紀60年代後期利用巴基斯坦這一渠道打開中國大門的外交手段。
冷戰結束後，美國在南亞地區推行的“超越均勢”戰略同樣是影響和製約中國安全環境的重要因素。“9·11”事件後，美國同時發展與巴基斯坦的反恐戰略同盟關係和與印度的戰略夥伴關係，這對中國的南亞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戰。這種影響、製約和挑戰主要表現在中國處理與南亞國家（主要是印度和巴基斯坦）關係時“美國因素”的上升和如何應對正在形成中的中美印戰略三角(strategictriangle)。
一、中國與南亞
中國是南亞最大的鄰國，與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和不丹有4000多公裏的邊界。這4個國家（如果再加上阿富汗）占了中國14個陸上鄰國的約三分之一。也就是說，南亞是我國鄰國最多的地區。中國與南亞的最早接觸至少可以追溯到世界著名的“絲綢之路”（SilkRoute），這一貿易通道把古代中國經南亞和中亞與外部世界連接起來。西方殖民者於18世紀中葉和19世紀中葉分別來到次大陸和中國，割斷了中國與南亞的正常交往。西方殖民統治不僅在南亞國家之間，也在中國和印度之間留下了領土爭端。印度和中國分別於1947年和1949年獲得獨立。但是，冷戰時期的東西方對抗不僅使南亞發生分裂，也嚴重影響了中國與南亞國家的關係。經過10多年的友好關係後，中國與印度因邊界問題而發生衝突，這造成了兩國以後幾十年對對方的不信任。中印之間的敵對不僅因為和表現在雙邊分歧，還在於對外關係上他們分別與對方的對手結成緊密關係：中國成為印度的對手（巴基斯坦）的朋友和印度的朋友（蘇聯）的對手，或者說，印度成為中國的對手（蘇聯）的朋友和中國的朋友（巴基斯坦）的對手。20世紀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早期，中國和印度都調整了對外政策，使兩國關係趨向穩定和正常化。冷戰的結束更為兩國改善關係提供了動力和機會，雙方在邊界地區采取了信任建立措施（CBMs）。但是，1998年印度以“中國威脅”為借口進行核試驗，加上久拖不決的邊界問題使兩國關係再次陷入低穀。經過兩國領導人的努力，特別是兩國總理於2002年和2003年的互訪，兩國關係已有極大的改善。現在，中國和印度作為兩個崛起的經濟體和地區大國更有自信以理性和理智的方式處理雙邊和地區問題。與中印關係的曲折變化不同，中國與巴基斯坦和其他南亞國家之間一直保持著友好和穩定的關係。
正是在這樣的地理、曆史和政治背景下，中國和南亞（特別是印度）互相構成不可分割的戰略環境。
印巴：均勢對中國最有利？
20世紀50年代，中國同時與印度和巴基斯坦保持良好關係。然而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後，中印關係就一直處於冷淡狀態，而中巴關係則經受了時間的考驗。
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起，中印關係得到改善，中巴友誼繼續得到發展。90年代後期，伴隨著次大陸發生的一係列重大事件，特別是1998年的核試驗、1999年的卡吉爾衝突和巴基斯坦的軍事政變、2000年克林頓訪問南亞，印度逐漸崛起而巴基斯坦慢慢衰退，南亞的地區均勢逐漸發生轉變。
“9·11”事件後，南亞作為反恐前線地區再次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巴基斯坦與美國結成反恐同盟，隨後又成為美國的“主要非北約盟國”，得到美國大量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印度則與美國發展戰略夥伴關係，安全合作不斷升溫。中國在與巴基斯坦繼續維持和發展傳統友好關係的同時，與印度的雙邊關係也得到長足的發展。但是，印巴之間的關係卻並未因為同時與美國和中國關係的改善而取得重大進展。印度和巴基斯坦在2001-2002年間還一度緊張對立。
克什米爾、核和導彈擴散、恐怖主義，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存在的三個主要問題。這三個問題產生於不同時期，但現在卻緊密聯係在一起。曆史表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爭端如果沒有聯合國和大國（如美國、俄羅斯、中國）的幫助是不可能得到解決的。考慮到南亞在克什米爾問題上衝突的危險性和升級為核戰爭的可能性，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應采取積極和具體的步驟以消除緊張局勢，尋求解決長期衝突的各種方法。在得到最後解決之前，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應尊重實際控製線而不單方麵改變現狀。
過去，中國在南亞沒有直接和至關重要的利益。相對於東亞，南亞在中國傳統外交政策議程中處於次要地位。但是，隨著20世紀90年代後期印度的崛起和巴基斯坦的衰退，特別是“9·11”事件後南亞發生的巨大變化，南亞次大陸事務在中國領導層決策議程中的地位大大提高。當中國在西部的安全壓力大大增加時，這一點就更加清楚。南亞地區穩定和巴基斯坦的健康發展是中國在南亞的兩大主要利益。美國亞太安全研究中心（APCSS）的安全分析專家莫漢·馬利克（MohanMalik）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印巴全麵戰爭或巴基斯坦的崩潰都不符合中國的大戰略目標。此外，中國也理解並支持印度為促進南亞穩定和繁榮而發揮更大作用的意圖和能力。2002年5月27日，我國外長唐家璿在與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就印巴局勢通電話時曾表示，國際社會應采取更加平衡和公允的態度鼓勵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直接對話，認為這是推動南亞地區形勢朝和平、穩定方向發展的最有效的方法。
事實表明，冷戰後美國在南亞地區實行超越均勢戰略，提升美印關係而弱化美巴關係並不有利於南亞地區的穩定。對中國來說，較理想的前景是，把發展經貿關係放在大國與南亞國家關係的首位，把維護地區穩定作為安全合作的首要目標，避免形成由一個大國主導和控製南亞地區事務的局麵，不論這個大國是來自地區內還是地區外。就印巴關係來說，我們不應支持一方而反對另一方，不以一方為代價來發展與另一方的關係，而應把中印關係和中巴關係建立在不同的利益基礎上，分別來發展。這不僅需要學者們的深入思考，更需要政治家的政治智慧。
美巴同盟：是禍還是福？
冷戰時期，美國與巴基斯坦結成同盟。但這種同盟很不穩定，在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和80年代早期美巴同盟最為緊密，而在其他時間卻並不突出。這種不穩定的主要原因是美國與巴基斯坦的目標各不相同。美國是為了利用這一同盟對抗共產主義和蘇聯，而巴基斯坦的目的是要利用這一同盟平衡印度的力量。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美巴同盟既是為了對抗蘇聯，也是針對中國的。而20世紀80年代的美巴同盟則主要是為了抵抗蘇聯的擴張。由於美巴同盟的主要目標是為了對付蘇聯（對美國來說）和印度（對巴基斯坦來說），而在冷戰期間的相當長時期，中國與蘇聯和印度敵對，因此美巴同盟的存在客觀上為中國帶來了好處：減少了來自蘇聯的威脅和增加了與印度對立時的優勢。此外，巴基斯坦還是20世紀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早期中美和解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渠道。但由於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的美巴同盟主要是為了對抗共產主義國家包括中國，而到20世紀60年代中印對立時，這一同盟已徒有虛名，因此，這一時期的美巴同盟對中國來說是弊大於利。而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美巴同盟，正是中美發展戰略關係之時，三國共同麵臨蘇聯擴張的威脅，因此開展了廣泛的合作。但是，一方麵，中國開始調整外交政策，實行獨立自主的不結盟政策；另一方麵，隨著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美蘇緩和和中蘇關係逐漸正常化，中國並沒有加入美巴同盟，而美巴同盟本身的作用也漸趨消失。
冷戰結束後，美國因巴基斯坦發展核項目和核試驗而實施了大量製裁，美巴關係處於低潮。在巴基斯坦非常困難的20世紀90年代，中國繼續給予了大量幫助和援助。但這種幫助和援助不同於冷戰時期，主觀上既不是為了對付印度，也不是為了對抗美國。但由於印度繼續把中巴關係視為其一大安全挑戰，美國也從不擴散角度看待中巴之間的軍事合作，因此客觀上對中印關係和中美關係帶來一定的消極影響。
“9·11”事件後，美巴重新恢複同盟關係，美國不僅視巴基斯坦為反恐同盟，而且宣布巴基斯坦為其“主要非北約盟國”，因此提供了大量經濟和軍事援助。為了打擊和搜捕恐怖主義分子，美國還前所未有地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亞地區取得軍事存在。這對中國的影響是非常複雜的。如果這種軍事存在僅僅是為了打擊恐怖主義，中國不會也無法有反對意見。但美國似乎有更大的戰略考慮，即這是美國全球戰略部署的一部分。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亞正好處於中國、俄羅斯和印度這三個轉型中國家的中間地帶，美國的軍事存在是為了防止這三個“未來不確定的國家”的單一或聯合挑戰。美巴同盟也可以起到同樣的作用。因此，中國在發展與俄羅斯、印度、巴基斯坦和中亞國家關係時，都應考慮美國這一因素。當然，在巴基斯坦問題上，中國與美國也第一次有了一致的目標，即幫助巴基斯坦的國家和社會轉型，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使之成為一個溫和的和穩定的伊斯蘭國家。總之，巴基斯坦有可能成為中美潛在的衝突之源，但更有可能成為一個新的合作要素，這主要取決於美國的戰略取向和中美關係的走向。
美印：從戰略夥伴到戰略同盟？
在美國對南亞實行的“超越均勢”戰略中，最突出的一點表現在美國在理念上更加重視印度的戰略地位、政策上向印度傾斜、關係上不斷提升和加強美印之間的安全合作。中國最為關注的是美印在南亞會不會發展成為美日在東亞那樣的同盟關係。不斷升溫的美印關係對中國與這兩個國家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和以一定方式產生重要影響。這種影響的程度和方式一方麵取決於美印關係的發展方向，另一方麵也取決於中國對它的看法和反應。
美國和印度有許多共同的價值觀和戰略利益。這些地緣政治、經濟、政治和社會上的共同利益推動了雙方的合作議程，即使雙方在核擴散問題上的分歧也並不能阻止這一進程。近年來，美印關係得到全麵提升，雙方在民主、經濟、安全等領域開展全方位合作。美國比以前更看重印度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的影響。印度持續高速增長的經濟，特別是軟件業和科技人才，吸引著美國的跨國公司的投資。在安全領域，美國領導人對印度的核試驗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淡忘”，美國有意無意在承認印度事實上的核國家地位以及在南亞的優勢地位。美國在導彈防禦計劃上的單邊行動得到印度的理解，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淡化美印在不擴散領域的分歧。“9·11”事件後，反恐成為美印戰略合作的新領域，與此相關的是，巴基斯坦作為美印關係發展的“障礙”變得不那麼突出。
從長遠來看，美國和印度在把中國視為潛在威脅和主要對手這一點上有共同認識，因此在限製中國崛起上有共同利益。如果美國和印度不能真正超越冷戰時期那種以均勢和對抗為中心的思維和戰略，美國和印度就存在通過利用對方作為平衡中國的主要力量而建立遏製中國崛起的戰略同盟關係的可能性，這在雙方與中國關係發生麻煩時尤為可能。
但是，有一些因素使得這種針對中國的戰略同盟關係在近期和中期不太可能形成：首先，正如美國一位研究中國與大國關係的著名學者高龍江（JohnW.Garver）所指出的：“美中相互關係中的利益遠遠超過他們與印度的利益。”這就是說，中國或美國都不會因為印度而與對方對立，對付中國至多是美印安全合作的副產品。其次，“9·11”事件以後，中國與美國在南亞有許多共同利益，其中最重要的是維護地區安全和幫助巴基斯坦的國家建設，這意味著需要中美雙方共同努力保持現狀而不是改變現實，促使印度和巴基斯坦進行直接對話，在巴基斯坦的反恐行動和社會變革中開展合作。第三，中國與印度在反對美國單邊主義上有共同利益。中國關於大國關係的看法和世界多極化的主張，與印度不喜歡美國在該地區過分突出的作用的想法，也非常相近。第四，美國的大多數決策者都不會反對，即與今天的印度相比，中國既代表更大的潛在的安全威脅，也代表著更多的經濟合作。第五，印度在解決與巴基斯坦的對立之前與中國對抗將是不理智的。此外，就像一位學者指出的：“如果印度不參加對抗中國，中國的發展將減輕美國對印度的戰略壓力……但如果印度加入美國對抗中國的力量，21世紀的未來歲月將不會屬於印度。”
中印：天然競爭者？
不少學者認為中國和印度作為兩個相鄰的地區大國，不論是經濟上、地緣政治上或戰略上，都是“天然競爭者”。
印度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多樣性的文化、可觀的經濟規模、自稱為最大的民主國家而在南亞處於獨一無二的地位。但是，長期以來印度並沒有因此而成為南亞地區穩定的積極和主導的推動力量。這不僅表現在印度對南亞較小國家的政策上，也表現在與中國的關係上。因此，盡管有一些學者已注意到一方麵中國的南亞政策“已逐漸從最初的政治-戰略關注轉變為現在重視經濟接觸的較為實際的方法”，另一方麵雙邊關係也由政治推動轉變為經濟推動，“政治上解決問題和經濟上深化合作開始明確，中印接觸的性質在未來幾年可能發生急劇的變化。”但是，新德裏的一些戰略家和決策者仍然把中國視為印度最大的戰略和安全關切，這特別表現在印度對中國的經濟增長、軍事現代化和地區影響懷有複雜的心態和不同的反應。印度對中國在南亞的意圖心存擔心和疑慮，主要有：第一，中國與巴基斯坦的戰略關係。印度國家安全顧問迪克希特（J.N.Dixit）指出，“在印度看來，巴基斯坦與中國的戰略和安全合作能對地區安全環境產生負麵影響。”一位印度戰略分析人士也認為，“當印度希望‘包圍’巴基斯坦--印度的‘直接對手’和‘遏製’中國--印度的‘長遠’安全威脅時”，中國和巴基斯坦“也在追求類似的目標，即戰略上‘擠壓’印度”。盡管中國已逐漸調整其南亞政策，分別處理與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關係而排除另一方的影響，但要減少印度的上述擔心還有賴於印巴關係和中印關係的改善以及南亞地區的穩定。第二，印度認為中國與南亞較小國家或印度鄰國（特別是孟加拉國和緬甸）不斷擴大和深入的安全關係是為了在印度的東部邊界建立第二個製衡力量，就像巴基斯坦是中國在印度的西部建立的製衡力量一樣。第三，中國在印度洋可能的軍事存在和影響被認為是對印度的一個挑戰。事實上，中國在南亞和印度洋的利益和目標主要是經濟上的，即更多的貿易夥伴和確保石油運輸安全。但經濟利益需要政治關係和安全環境來保證和保護。中國與南亞國家（包括印度）發展軍事關係就是這一過程的一部分，而沒有必要理解為是針對印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