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誌剛
本書由“文學評論”、“學術論評”和“訪談及其他”三部分組成，理論、學術和記事色彩兼而有之。正如任何從事編輯和研究工作的人一樣，其成果一般都會打上他們親身經曆並參與其中的實際工作的深刻烙印。實踐是人生的影子和老師，也可以成為我們閱讀本書的一個切入點，雖然它不是唯一的切入點。
自20世紀90年代初，作者就在《文藝報》工作，近距離地觀察並體驗著文藝界的風風雨雨。如果說，文藝的發展、變革也是一道川流不息的河，那麼，作者因近水樓台之便，在適時地擷取它朵朵浪花的同時，也會被浪花打濕衣裳，使浪花染上個人的風釆，表明她不是站在“幹岸”上來收獲這些浪花的。這樣一來，就給本書帶來了如下特點：
一、這不僅是一般的論文集，它還是來自第一線的報道和時評，除了搏擊浪花的風釆，還帶有強烈的訊息性。書中相當數量的篇什，即使多年後再讀，我們仍會感到它們保持著現場記錄的情景和氣氛。一部文藝史，是不能離開這些訊息源的，否則就少了活潑和生氣。因此，當作者“泛筆”中流，似乎在東鱗西爪地寫那些急就章式的短文時，無形中為日後的文藝史做了添磚加瓦的鋪墊工作。一磚一瓦固然難見輝煌，建立起大廈來就很輝煌了，她和其他做著同一工作的同事、同行們，全把自己平時看不見的輝煌，貢獻給文藝大廈了。
二、因職責所係，作者不能不對當前熱點（如最新創作成果、理論思潮和文藝動態等等）保持高度敏感，這樣，她的那些即時性的評述和論析，在追逐和時代步伐“共時”的過程中，也就漸次有了自己的“時序”性。這是時代在她文章中留下的蛛絲馬跡，雖然不能構成對時代、甚或某一具體問題的完整表述，但它的時序性還是一道風景線，正如人們在一年的四季中，有時不免要看看氣象記錄，文藝史研究也得回看它身後那些深淺不同的、一路走過來的腳印。同樣，由於作者所從事的這一工作的集體性，肯定了她，也就是肯定了集體。
三、作為常年在報刊耕耘的一名編輯，她的寫作不可能不受特定條件的局限，如任務要求、時間限製、欄目設置和篇幅長短等等。這樣，她就不能不常常在劃定的圈子裏馳騁筆墨，誇張點兒說，就像古人在格律的框框裏寫詩（詞）一樣。這裏雖然無詩，但同樣能感受到那種壓縮性或限製性的文字效果：簡潔，明快，開門見山而不乏暗示，內容充實卻留有餘地。如《蓮花落》，通篇不過千餘字，開頭就說：“蓮花落這個詞對現在的人們來說，已是很生疏的了。這是舊時曲藝的一種，是乞丐打著竹板唱著討飯的，那意思和現在街頭賣藝者唱的小曲兒差不離。這麼一說，蓮花落便與破爛的衣衫、肮髒的麵容聯係在一起。然而就在這些唱蓮花落的族群裏，很有不少破落戶的子弟。祖輩的家業在他們手中敗落了，自己既無東山再起的能力，又無曹雪芹舉家食粥、寫作《紅樓夢》的才氣與毅力，唯有家境殷富時聽得的一點兒曲還留有記憶，隻好打打竹板、唱唱蓮花落討口飯吃……從這個角度看蓮花落，實在包容了不少曆史的滄桑命運的浮沉，其中的文化蘊涵是很豐厚的。”一個概念的解釋，開頭便釋放出了多重涵義，但作者並不滿足於此，接下去：“在我們現代白話文的形成過程中，由於與我們長期積澱的文化結構不符，難以在固有的文化語境中尋覓到位置，有多少曾經時髦的新語彙遭到廢棄。所謂的‘新’很快便成了過眼雲煙。曆史的規律是無情的，大至國家的風雲變幻、小至一個語彙的存留，無不要經過大浪淘沙般的嚴格汰選。”可見，這裏的開門見山，並不限於眼前之山，山那麵還有“人家”，還有人家乃至國家的風雲史；一篇千字文，內容如此充實，可不僅僅是字麵的工夫，字麵下邊還有餘地，那裏還別有文章在。正因如此，當我讀她這類短文時，打個不怕人笑話的比方：就像吃壓縮餅幹，“進量”不多，營養可是夠受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