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明（汪曾祺長女）
夾了幾粒花生米喂給我。用筷子指指杯子：“想不想嚐嚐世界上最香的東西？”我傻乎乎地點頭。爸用筷子頭在酒杯裏沾了，送到我的嘴裏——又辣又嗆，嘴裏就像要燒起來一樣！我被辣得沒有辦法，隻好號啕起來。媽聞聲趕來，又急又氣：“汪曾祺！你自己已經是個酒鬼，不要再害我的孩子！”
五歲的時候，我再次領略了酒的厲害。那一年，爸被“補”成了“右派”，而我們對這一變故渾然不知。爸約了一個朋友來家喝酒。
在昏暗的燈光下（也許隻是當時的感覺），兩人都陰沉著臉，說的話很少，喝的酒卻很多。我正長在不知好歹的年齡裏，自然省不下“人來瘋”，抓起一把雞毛撣子混耍一氣……就在刹那間，對孩子一向百依百順的爸忽然像火山一樣地爆發起來！他一把拎住我，狠狠地掀翻在床上，劈手奪過毛撣，沒頭沒腦地一頓狂抽。我在極度的驚恐中看到了他被激怒的臉上那雙通紅的眼睛，聞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濃烈的酒氣。一個五歲的孩子，隻能有一個反應，就是咧開大嘴痛哭一場，賴聲賴氣地哭得自己頭都昏了……後來我總是提醒爸爸：你打過我！
他對這惟一的“暴力事件”後悔不已，說早知道你會記一輩子，當時我無論如何都會忍一忍。
我對爸說，我不記恨你，我隻是忘不掉。
爸結束了“右派”生涯，從沙嶺子回到北京時，我們家住在國會街。他用很短的時間熟悉了周圍的環境，離家最近的一家小酒鋪成了他閉著眼睛都找得到的地方。酒鋪就在宣武門教堂的門前。窄而長的一間舊平房，又陰暗，又潮濕。一進門的右手是櫃台。櫃台靠窗的地方擺了幾隻酒壇，壇上貼著紅紙條，標出每兩酒的價錢：八分，一毛，一毛三，一毛七……酒壇的蓋子包著紅布，顯得古樸。櫃台上排列著幾盤酒菜，鹽煮花生、拍黃瓜。門的左手是四五張粗陋的木桌，散散落落的酒客：有附近的居民，也有拉板車路過的，沒有什麼“體麵”的人。
爸許願給我買好吃的，拉我一起去酒鋪。（媽說，哪兒有女孩子去那種地方的？）跨過門檻，他就融進去了，老張老李地一通招呼。我蹲在地上，用酒鋪的門一個一個地軋核桃吃。已經軋了一大堆核桃皮了，爸還在喝著，聊著，天南地北，雲山霧罩。催了好幾次，一動都不動。終於打算離開，可是他已經站立不穩了。拉著爸走出酒鋪時，聽見身後傳來老王口齒不清的聲音：“我——告訴你們，人家老汪，不是凡人！大編劇！天才！”回頭看了一眼，一屋子人都醉眼惺忪的，沒有人把老王的話當真（老王後來死了，聽說是喝酒喝死的）。回家的路上，爸在馬路中間深一腳淺一腳地打晃，扶都扶不住，害得一輛汽車急刹車，司機探出頭來大罵“酒鬼”，爸目光迷朦地朝司機笑。我覺得很丟人。回到家裏，他倒頭便睡，我可憐巴巴地趴在痰盂上哇哇地嘔吐，吐出的全是嚼爛了的核桃仁！
“文革”初期，爸加入了“黑幫”的行列，有一段時間，被扣了工資——對“牛鬼蛇神”來說，這種事情似乎應在情理之中。於是，家裏的財政狀況略顯吃緊。媽很有大將風度，讓我這個當時隻有十三四歲的孩子管家。每月發了工資，交給我一百塊錢（在當時是一大筆錢了），要求是，最合理地安排好柴米油鹽等家庭日常開銷。精打細算以後，我決定每天發給爸一塊錢。爸毫無意見，高興地說：“這一塊錢可以買不少東西呢！”他屈指算著：五毛二買一包香煙，三毛四打二兩白酒，剩一毛來錢，吃倆芝麻火燒！“中午別喝酒了，”我好言相勸，“又要挨鬥，又要幹活兒，吃得好一點。”爸很精明地討價還價：“中午可以不喝，晚上的酒你可得管！”
一天早晨已經發給爸一塊錢，他還磨磨蹭蹭地不走。轉了一圈，語氣中帶著討好：“妞兒，今兒多給幾毛行嗎？”“幹嘛？”“昨兒中午多喝了二兩酒，錢不夠，跟人借了。”我一下子火了起來：“一個黑幫，還跟人借錢喝酒？誰肯借給你！”爸嘀咕：“小樓上一起的。”（小樓是京劇團關“黑幫”的地方）我不容商量地拒絕了他。
被我一吼，爸短了一口氣，捏著一塊錢，訕訕地出了門。
晚飯後，酒足飯飽的爸和以往一樣，又拿我尋開心：
胖子胖，打麻將。
該人錢，不還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