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法律都被看作是統治者規範人民行為的強製性手段。它所具有的強製性讓絕大多數人望而生畏，從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也正因為如此，統治者們將法律視為安定社會、維護統治的法寶，隻要將他們所倡導的納入到法律的管轄範疇，便基本上可以達到高枕無憂的效果。作為曆朝曆代都大講特講的孝，自然也不可能失去法律這重保護傘。自秦漢以來，孝就已經被寫入了法律，懲罰不孝子，成為了法律賦予社會的正當權利。
但與此同時，法律與道德也會不可避免地發生衝突，究竟是法大還是情大，往往成為古人爭論的焦點。不孝子被治罪當然是名正言順，合情合理的。但當出現不孝子被治罪無人盡孝及孝子因孝犯罪兩種情況時，是應以法為先，還是以孝為先，就會使人處於兩難境地。在輕法重情的古代社會中，其結果往往便是法律作出讓步與妥協。這也就出現了“存留養親”、“存留承祀”及孝子複仇得赦免的現象。
歸結起來，孝與法律的關係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因不孝獲罪，二是因孝減罪或免罪。懲罰不孝子的目的是為了殺一儆百，讓民眾以不孝子為戒；寬宥孝子是為了彰顯孝的重要性，讓民眾心中的孝觀念更加深化。從這兩方麵來看，法律不僅具有強製性，也具有教化性，而且它的強製性是為了教化性服務的。
（一）因不孝受懲罰
懲罰不孝子，是法律保障統治者實現“以孝治天下”重要手段。雖然，“以孝治天下”是在漢代時才被明確提出的，但早在三千多年前，法律就已經將不孝定位為了犯罪，而且是諸多罪行中最為嚴重的一種犯罪。古書中記載的“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刑三百罪莫大於不孝”、“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等都顯示出了不孝之罪的嚴重性。隻不過，此時的不孝雖然是大罪，但是對於什麼是不孝、如何懲罰不孝之人還沒有作出具體的規定而已。
從秦朝開始，不孝罪的定罪標準、懲罰標準都逐漸開始具體化。如秦朝的法律中已經明確規定“毆大父母，黥為城旦舂。”這裏的“大父母”指的是祖父母，黥是古代在臉上刻字一種刑罰；城旦舂，秦漢時代的刑罰名稱，意思就是強迫犯人從事苦役勞動，使男子修築城牆，女子舂米。從秦律中的這句話可以看出，當時毆打祖父母的人，要受在臉上刻字並做苦役的懲處。
漢承秦製，隨著封建社會法製的逐漸完善，關於不孝罪的規定也越來越詳細，越來越規範。在不孝罪的判定上，不贍養父母、不聽從父母的教誨、不按規矩為父母守喪的都屬於不孝之罪。一旦被判定為不孝罪，最輕的懲罰是施以耐刑，其次是流放、罰做城旦舂，最嚴重的是棄市。
所謂耐刑就是指剃掉胡須的刑罰。在今天看來，剃掉胡須根本算不上是懲罰，但在古代社會中，“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的觀念根深蒂固，人們自小就有蓄發蓄須的傳統。剃掉胡須也就相當於給罪犯畫上了一個犯罪者的標誌，無論走到哪裏都會因此而遭到大家的唾棄與鄙視。
流放是僅次於殺頭的一種刑罰。被流放之人雖然能暫時保住性命，但由於流放地區條件艱苦，加上繁重的苦役等，最終也往往難逃一死。根據《漢書·景十三王傳》的記載，長山憲王劉勃在父親生病的時候不在旁侍奉，也不親嚐湯藥。其父死後，他竟在守喪期間與女子私通，而且飲酒、賭博、看戲、聽音樂樣樣不落。最終，他的這些不孝行為被人告發，不僅被廢除了王位，而且被流放邊疆。
對於那些不孝行為嚴重的人，則要處以棄市。所謂棄市也就是將罪犯處死之後曝屍街頭。這種刑罰一般僅用於罪大惡極之人。由於過於殘酷，在隋代之後棄市之刑便遭到了廢棄。將不孝者棄市，足見漢代對不孝罪的懲罰之重。據記載，漢代梁平王及其夫人任王後就因不孝而受到嚴懲。梁平王劉襄本為皇室之後，出身高貴，享有封地。他的祖父為梁孝王劉武，竇太後曾一度想扶劉武為帝，但沒有成功。劉武死後留下了億萬家財，其中有一件傳世之寶罍尊。梁平王劉襄的夫人任王後非常想得到這件傳世之寶，但劉襄的祖母李太後說：“先王有命，罍尊不可以送與他人。”為了滿足夫人的願望，梁平王劉襄不聽從祖母的勸誡，擅自打開倉庫取出罍尊，賜給了任王後。李太後知道後勃然大怒，但又沒有辦法製止這個不孝之孫。當朝廷派使臣到梁平王府上時，李太後便想告訴使者劉襄的惡行，讓皇上為她作主。為了不泄露此事，劉襄與任王後強烈阻攔李太後見漢使，並企圖將李太後關在屋內。李太後多次試圖奪門而出但都沒有成功，還因此夾傷了手指。經此事之後，梁平王劉襄與任王後更加視李太後為眼中釘肉中刺。李太後生病了，梁平王與任王後也不去探望，不去照顧。李太後去世後，梁平王跟任王後，依舊日日歌舞升平，絲毫不按規矩守喪盡孝。後來梁平王及任王後的不孝行為被揭發出來，眾大臣們都要求將梁平王與任王後誅殺，但皇帝念梁平王是皇室之後，隻是削奪了他的封地，任王後則被嫋首棄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