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對外貿易，主要是西北和西南地區的陸路貿易。早在秦漢時在邊境上與鄰國的貨物交換就已存在，當時稱之為互市。到漢武帝時期，中國與西方各國的商務往來更趨頻繁，絲綢之路一直通達東羅馬帝國。據史書記載，隋朝時中央政府已經有了互市監的設置，但有關這方麵的正式製度規定沒有係統的記錄。到了唐代，除西北地區的陸路貿易繼續有所發展外，東南沿海的海上貿易也開始繁榮起來，於是在廣州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其後，海上貿易的地位漸趨重要，乃至超過了陸路貿易（王玉茹等：《製度變遷與中國近代工業化》，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頁。）。
清嘉慶中葉後，清皇朝的統治日趨衰弱。統治者卻依舊自詡“天朝上國”，虛驕自大，閉目塞聽，麵對不斷前來叩門和騷擾的葡、英等國，不是采取積極應對的舉措，而是不思進取，故步自封，不願了解外部世界，拒絕與外部世界接觸，采取了愚昧的閉關政策。
清初，中外貿易並沒有限製在一地。外國商人可以到廣東、福建、浙江沿海的口岸貿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政府以沿海居民與洋商雜處，必致滋事為由，規定隻在廣州一地和外國通商。而廣州的對外貿易，又被清朝政府特許的“十三行”商人把持，外國商人來到中國，實際接觸的隻限於這些特許的行商。這些享有特權的行商一方麵設置壟斷性的商業機構，凡是外國進口貨物，均由其承銷，內地出口貨物，也由其代購，並負責規定進出口貨物的價格；另一方麵，行商又受到政府的委托，執行政治上的職能，外國商人來華貿易，並不直接向粵海關納稅，一律由行商代收代納，若有漏稅欠稅，行商負責賠償。行商又代政府辦理交涉事宜，外商不準和官府直接交往，一切命令、文書都由行商轉達。所以，行商實際充當了清朝政府與外商之間一切交涉的中間人。清朝政府旨在利用行商避免與外商發生直接關係。
為了限製外國人的在華活動，清朝政府還製定了一係列規定，諸如禁止外國人長住廣州，禁止中國人受雇於外商，禁止向外商借款，禁止外國人坐轎子，禁止外國婦女進廣州城，外國人在廣州商館居住，不準擅自出入、自由走動等，目的是要使中國人和外國人不相交結。對中國貨物的出口，也有嚴格的限製，糧食（包括豆類）、鐵及鐵器（包括鐵鍋、鐵釘及廢鐵）、硫磺、硝等物，均嚴禁出口，絲及絲織品、茶葉、大黃的出口數量均有限製；同時禁止茶船出海貿易，閩、浙、皖等地所產茶葉，必須由內河過五嶺運赴廣州，通過行商賣給外商，如直接出海販運，則被視為“通夷”，商人治罪，茶葉充公。清政府還嚴格限製中國商人翻造海船，海船僅許用雙桅，梁頭不得過18尺，載重不得超過500石，舵工、水手等人不得超過28名；並嚴禁將所造商船租於他人，或租用他人之商船；嚴禁中國商人在外國打造商船，帶回中國（詳可參見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28頁。）。
究其根源，閉關政策是中國古代社會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產物。在中國長期的古代社會裏，社會經濟結構的基石是以個體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即以耕織結合為主要特征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這種經濟形態下，農民不但生產自己需要的農產品，也生產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業品。地主和貴族對於從農民剝削來的地租，也主要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於交換。人們與市場的聯係，是相當有限的。這種落後閉塞的經濟形態，是閉關政策的經濟基礎。乾隆帝在給英王喬治二世的一封書信中就稱：“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須之物，是以加恩體恤。”（梁廷枏：《粵海關誌》卷33，第8頁。）這種自大閉關的思想，正是當時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反映。
同時，閉關政策也是清朝政府維持其統治的政治需要。正如戴逸所指出的：清朝政府頑固地堅持閉關政策，還由於它和廣大人民群眾階級矛盾的尖銳化。在同樣是自然經濟的條件下，當國家比較強盛，政府和人民群眾的矛盾比較緩和的時候，統治者對周圍國家也可以采取比較開放、比較友好的態度。如漢唐盛世，中外交往頻繁，沿著著名的絲綢之路，中國和西方的經濟文化得以交流。在明初，鄭和率領的龐大航海船隊屢次前往東南亞、西亞，遠達非洲海岸。有信心的強者不害怕異國的新事物，隻有虛弱者才對之憂心忡忡。18世紀後期，中國古代社會已處於衰世，人民群眾的抗清起義風起雲湧，清朝政府由盛轉衰，暴露了它的腐朽性、虛弱性。它不了解世界的發展，不了解外國資本主義的性質和活動方式，當然也不會有對付資本主義侵略的正確策略，隻是神經衰弱地以為，這一外來的異己勢力如果和人民群眾接觸，將會加強反政府的力量，引起新的騷動。所以，它構築了一道隔絕中外的堤牆，以為任憑堤牆之外時局變幻，風雷激蕩，自己還可以關上“天朝”的大門，不聞不問，高枕無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