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侖認為，隻有進入企業公民時代，企業才能獲取長勝之道，和諧社會才能永放光芒。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獲得迅速發展，企業在創造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加複雜的社會經濟矛盾。比如，常見的勞工問題、環境問題、收入差距問題、國際貿易衝突問題、甚至社會結構性矛盾等。不單是我國，任何一個經濟體在發展的過程中都會遇到這些問題，可以說這些問題是進步的代價。
但是，經營者不能放任這些矛盾肆意發展，而是要從這些矛盾的背後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和出路。經過了三十年多年的發展，我國企業為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源源不竭的動力，而馮侖和萬通最新的使命就是歡呼和迎接企業公民時代的來臨，做一名“大時代的真心英雄”。
今天，中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上已經站穩了腳跟。中國企業伴隨著經濟大勢也獲得了高成長的機會，甚至某些行業已經有了能夠影響世界經濟的巨型企業。馮侖認為，我國各行業的領域無論從經營規模還是經營水平都已經躋身於世界先進水平之列。談及中國企業的翹楚，馮侖舉了這樣的例子：房地產行業的萬科集團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大的住宅公司，而且我國的本土房產企業碧桂園、萬科等已經在市值上與香港和歐美的大房地產企業所差無機；比如馬雲帶領下的阿裏巴巴已經躍居全球電子商務的榜首，是市值最高的電子商務企業。
隨著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的不斷發展壯大，勢必會帶來一些問題，比如我國企業的外部利益相關者越來越多，彼此之間厲害關係也錯綜複雜。企業為了更好地發展不得不增加對直接利益相關者和間接利益相關者的重視程度，包括環境生態、社會公平等。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公民的社會責任問題成為了焦點。馮侖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於2002年在我國萌芽，經過2003年至2006年的發展和深化，於2007年由企業個別行動擴大到聯盟行動。
馮侖認為，2006年10月由招商銀行、萬科等著名企業發展成立的“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就是我國進入企業公民時代的標誌，從那時起，承擔企業公民的社會責任已經成為中國企業界一種集體的自覺意識。馮侖認為，萬通集團要做的就是順應時代的要求，積極主動地承擔的社會責任。
其實，企業的成長過程與人的生命過程是一樣的。孩子在小的時候從父母、家庭和社會中得到關懷和保護，因為他沒有能力影響更多的人，因此隻需要別人對他負責。但是一旦孩子成年之後，就要反哺父母和整個社會，他需要贍養上一代，撫養下一代，在社會中承擔一定的職責。他能夠影響到更多的人的時候就要承受更大的壓力，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現階段，我國的企業已經進入成年時期，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必然會促使社會的轉型。研究稱，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超過2000美元之後，經濟轉型就會進入陣痛期，這一時期的社會問題尤為嚴重，像勞工衝突、環境與生態危機，城市化造成的衝突，失地農民和農民工進城以及拆遷衝突，收入差距擴大造成的職業分化與階層衝突，權力腐敗與日益覺醒和強大的公民權利的衝突。這種狀況下就需要政府重新製定相關政策緩和、解決這些矛盾。
在馮侖看來，政府在經濟轉型時期製定的新政策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企業經濟效益的不斷增長能否為政府的共同開支創造收入來源，也取決於企業能否矯正自己的不當經營行為，也就是說企業要在不斷增加利潤、依法納稅的同時也要關注勞工利益、環境保護、社區利益等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