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13年9月25日出生在遼寧省沈陽市一個滿族家庭，屬滿洲正黃旗。按照宗譜我為榮字輩，原名金榮森。金冶這名字是後來由我自己更改的。母親姓愛新覺羅，為清王朝宗室。在我出生的前兩年，清王朝被推翻，誕生了中華民國。
我家世代相承，在清廷內務府供職；父親金恩善自幼生活在優越的環境中，是一位典型的八旗子弟，在民國年間沒有做什麼事情，如同所有我們這樣的家庭一樣，全靠變賣祖輩留下來的遺產維持生活。
父親一生對家裏的事情漠不關心。他喜歡唱京戲、京韻大鼓，還是個小有名氣的票友。他隻顧自己在外麵交朋友、吃喝玩樂，家中的一切重擔全落在母親一人身上。母親生性剛強，聰明能幹，心靈手巧，不僅能繡出整件旗袍的花朵圖案，而且獨自一人就能做出一整桌滿洲宴席。她非常重視家教，對子女管教極嚴，在日常生活中，決不允許我們有失禮的地方。教我們懂得禮貌，懂得尊重別人，她常常告誡我們，隻有尊重別人，才能受到別人尊重。尊敬父母和長輩是天經地義的事，因此我們從小就對父母十分尊重，一生對他們都沒有過失禮的地方。
母親與金冶弟弟1919年沈陽發生了大瘟疫，成千上萬的人死於霍亂。這年暑假，瘟疫剛剛過去，我開始到市立第二小學讀書。我們的老師姓張，教國語和圖畫。上學的第一天，他就叫所有的學生到黑板上去畫畫，隨便畫什麼都行。絕大多數的人都不去畫，隻有幾個人畫了桌子、茄子、蘿卜之類，輪到我時，我拿起粉筆畫了一條有鱗有尾的大金魚。老師看著我把畫畫完就非常高興地對大家說，看來我們全班隻有這個姓金的學生畫的畫最好。其實我之所以能夠當場畫出這條金魚，全是看著母親描花樣時暗暗學會的。沒有想到上學的第一天就因為自己所畫的畫受到老師這樣誇獎，心裏真不知道有多麼高興。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從開始讀小學起就喜歡畫圖畫，最愛上的課就是張老師教的圖畫課。初小畢業，還因為圖畫成績好，校長特地發給我不少獎品。
讀高等小學時，我轉到了省立第一師範附屬小學，這是當時沈陽最著名的師範小學。這個學校仿照美國模式實行學生自治，成立了“學校國”。除校長為學校國的總統外，一切全由學生自己管理。由學生中選出一位副總統和各部的部長，另外選出一名學生當“學校國報”總裁，我讀到二年級時就被選為總裁負責出版“學校國報”直到畢業。我的圖畫成績仍然是全校第一，所畫的圖畫，多次被選送到美國參加國際兒童畫展覽。
高小畢業後，根據母親的主張考進了基督教會私立的文華中學。為的是讓我學英文，學好英文將來就能找到好的職業。這個學校設在大東門外一塊荒曠的地方，周圍沒有人家，學生們必須住校，而且學費昂貴。我隻讀了一年，就因為一時交不出學費而中途停學。
母親(右一)與金冶妹妹(中)(1919)停學在家讓我非常苦惱。正當這時，有一所日本人辦的同文商業學校招考學生。這個學校不大有人願去，但是學生全部走讀，每月學費隻交日本金票一圓就行了。為了免得閑在家裏，商得母親同意，我就暫時考進了這個學校去讀日文。白天在這裏讀書，為了不荒廢所學的英文，每天晚上還要去基督教青年會的英文夜校，繼續讀英文。
同文商業學校三年畢業。畢業後介紹到日本人的商業機構去做事。就在我讀到兩年半，還差半年就要畢業的時候，因為日本人要把他們的侵略勢力伸展到東邊一帶，修築一條由吉林通往會寧的鐵路，爆發了學生抗日運動。沈陽市各學校的師生全部上街遊行，局勢十分緊張，同文商業學校校長富穀兵次郎為了阻止這個學校的學生上街遊行，下令所有在校的30名學生一律像日本學生一樣剃成光頭。
由於堅決不剃光頭，與英文夜校的同學一起上街遊行。我決心不再去上學，不想在這個學校畢業而退了學。因為不願將來給日本人當洋奴，退了學一點都不覺得可惜。退學以後經過青年會英文夜校介紹重新轉到同屬教會立的文會書院，作為文科二年級的插班生讀到畢業。文會書院是一所四年製的舊製中學，分文理兩科，文科畢業的學生如果願意深造，經過一年的準備可以直接選送倫敦劍橋神學院，畢業後充當神職人員。
我之所以要到教會學校讀書，無非是為了學習英文，按照母親的意願，有機會考取英國人經辦的海關、郵政等機構，找到待遇較好的職業。正當我剛剛由文會書院畢業不久，還來不及尋找職業的時候，在我們的家鄉，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住在北平的張學良遵從蔣介石“不抵抗”的旨意，日本軍隊立即占領了沈陽。沈陽市民紛紛逃難，在登車開往北平的火車站，每天都要擠死好幾個人。我們這個家，非但沒有逃難，反而住滿了準備逃難的外地親友。在一片混亂之中，真不知以後的日子將要怎樣過。
有一天我在街上閑蕩時，無意中碰到一位高小時期要好的同學王明德。他是剛剛由哈爾濱特區藝專畢業回到家來的。在未碰到他以前，我根本不知道在我們東北還有這樣一處專門學畫的學校。他說，沈陽雖然被日本人占了，哈爾濱還仍然很平靜，我們這個學校還在招生，你本來就喜歡畫畫，既然無處可去，為什麼不到那裏專門學學呢？聽了他的話，我真是喜出望外。早從高小畢業時，我就希望能夠專門學畫，但是聽老師說，在中國這樣的學校不多，除非到關裏、北平和上海才能找到這樣的學校。那時我年歲太小，還不知道關裏究竟是什麼樣，因此空懷著學畫的願望，連想都不敢多想了。如今既然碰到了王明德，立即使我下定決心到哈爾濱去學畫，雖然那時報考的時間已過，但是靠著他的幫助，乘亂到達哈爾濱後，終於順利地跨進了這所學校的大門。
我從小就沒有離開過沈陽，一旦到了這座被稱為“東方小巴黎”的城市，一切都感到非常奇異。這裏沒有日本人的足跡，除中國人居住的“道外”，滿街都是俄國人。由外國式的洋樓和馬路構成的街道，顯得十分熱鬧，能夠到這裏來學畫，對我來說是非常高興的。尤其使我心安的，是這次到哈爾濱來念書是得到了姐姐的資助，她帶了很多錢從通遼來到家裏，是準備到關裏逃難的。從1931年到1934年，我在這個特區藝專安靜地學習了三年，雖然所學的無非是些基礎課，但從一開始我就碰到了一位曾經在巴黎學過畫的俄國老師，教我用印象主義的室外寫生方法來畫畫。
哈爾濱是個非常美麗的城市，無論是布滿江輪的鬆花江邊，還是街道和公園，都非常入畫，因此我從來這裏學習開始，就養成了畫寫生風景的習慣。
1932年，依據中國政府的請求，為了調查“九一八”事變真相，英國李頓卿爵士率領國聯考察團來到哈爾濱，他們下榻在道裏馬迭爾飯店。這時哈爾濱正鬧著水災，馬迭爾飯店泡在水裏，李頓卿們走了以後過了很長時間才寫出調查報告，一紙空文怎麼能阻止日本人的瘋狂侵略，他們的魔爪，早已伸向了北滿。
趙尚誌、李兆麟、楊靖宇領導東北人民紛紛成立了抗日遊擊隊。那時我有一位好友陳慶山，從特區工專畢業後，立誌去投奔趙尚誌，臨行前對我說：“國難當頭，為了救國，青年人什麼事都不要去做了，必須立即肩負起抗日救國的重任。”並勸我趕快進關(山海關)投奔共產黨，參加他們的隊伍去抗日，千萬不要投奔蔣介石，蔣介石是一心想要消滅共產黨的。那時我對國內的政治形勢所知有限，進關以後究竟如何投奔共產黨實現抗日救國的宏誓大願，心裏是一片空白、茫無所知的。
我懷著進關的決心，於1937年春天從沈陽家鄉隻身來到了舉目無親的北平。如同許多來自東北的流亡青年一樣，來到關裏以後是不知所措的。我先是在西單的一家公寓裏住下來，慢慢從報紙的廣告中尋找到一份在電影院畫廣告的職業。初步安定下來後，就騎著自行車到處逛逛，北平對我的吸引力實在太大了。就算那時我能立即轉入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也是非常舍不得離開的。而且在茫茫的人海中，又怎麼能夠找到投奔共產黨的介紹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