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對真理的信念，是一種境界，一種人格，也是一種價值觀念。
街頭人語書店越辦越小，書價越抬越高，書名越起越邪，書友越來越少。”這種文化現象說明了什麼？說明知識貶值的反理性現象、反文化思潮，造成了文化環境的惡化。讀者少，固然書價走高；經營上的誤區，也帶來了許許多多的問題。
80年代以來圖書進入市場，價值的回歸導致了價格的上漲。此後印刷成本上漲的拉動，又帶來新一輪的圖書漲價。1996年一個印張達到1元4角比起1995年漲幅達17*6；比起1994年漲幅達到了30%，一個印張當時不過9角左右；而大量出現的豪華本，其書價更是令人“觸目驚心”。沈琬在（警惕書價走入掛曆怪圈）一文中提到，“現在有的出版社將過去掛曆市場曾用過的高定價、低折扣、高回扣的手段，運用到圖書市場中來，書價高高定，價格中的很大比例讓利給中間流通環節。對於公款購書和集團購買，這種手段十分有效。”文章認為：價格和價值相背離，真正的讀者不認可，最後隻能降價出售。掛曆市場曾因此引發了掛曆大戰，擾亂了市場秩序，在社會造成了極壞的影響。去年，新聞出版署出台了對掛曆實行最高限價的措施，掛曆大戰的畸形現象才得以遏製。在圖書市場，有關部門現在僅對教材價格實行控製，其他圖書的價格則被放開。一些出版社實行了經濟層層承包，助長了這種不正常現象的滋長。如果讓圖書走入掛曆怪圈，其不僅對圖書市場本身是極大的幹擾，對社會也是一種腐蝕。（見1996年9月2日《齊魯晚報》）
“掛曆怪圈”重現於圖書市場，問題在於價位與檔次是否均衡。建國之初，書市主力是翻譯蘇聯的書籍；到了1956年，出書的品種與印數有了較大發展；經過1957年“反右”、1958年“大躍進”，出版方麵也出現了“浮誇”現象，書雖多，而可讀者甚少；1%0年以後出版圖書品種逐年下滑；1965年開始回升，1996年又開始了“文化大革命”。顯而易見，文化環境決定著圖書市場的興衰。在這裏，文化價值觀念的變化，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價格和價值相背離，意味著利潤拉動的“能量”，已經超過了出版界追求文化積累的精神動力。回顧10年前，圖書出版業發展相當迅速。與“文革”結束後的文化建設心態相呼應，1978年全國出版圖書15000種，印行37億冊；1985年就達到了46000種，印行66億冊是圖書品種增長了3倍，印數也增長近1倍。當時已發現有些出版單位存在著出版方針上的問題，片麵追求經濟利益，而且期刊與出版社發展過快，超過社會的物質承擔能力。所以許力以強調指出：圖書出版，要宣傳馬克思主義，積極傳播有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科學和文化知識，豐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當前要特別重視共產主義、愛國主義和思想品德教育的讀物和對農村普及科學知識的讀物。見（《人類文明與出版》第125至126頁）出版業的足跡，不僅是曆史的足跡，也是文化的足跡，是不同年代裏文化心態沉浮消長的記載，是不可磨滅的。為了中華民族的前途，出版業“風物長宜放眼釐”，要有世界的眼光，有世紀的眼光。超越1985年出版業所達到的高峰，需要自覺的追求，不懈的努力。跨世紀的出版業，必須適應信息革命所造就的新時代，認識科技信息不斷增長著的重要性，跟上文化環境的變革。
真理是需要信念的，這種信念不但是對於真的認識論，而且是對於善的倫理學，它表現為自覺造福於社會的責任感。對價值的追求，是一個人生觀問題，它體現出人生的意義。出版業追求文化價值，就在於理性與科技可以造福於社會。唯其如此，必須強化圖書的文化內涵，以文化價值衡量圖書價格，使出版物真正物有所值。潘國彥在（書價：政策與數據）一文中主張對書價的評議，應該放在工資收入和主要生活用品漲幅這兩項基本數據中進行對比。從1979年以來，這兩項基本指標就城市而言，大體上都上升10倍左右，書價漲幅基本上也在這一水平線上，應該說還在合理的範圍內。但無庸諱言，其中有一部分書價確實偏高，尤其是出了一批質量平庸、內容重複、大而無當而定價奇高的書，使讀者從直覺上感到物不抵值，從而引起對書價的不滿。因此，筆者認為，當務之急一方麵是規範書價，嚴格執行國家規定的定價利潤率，一方麵尤其要提倡多出精品，少出平庸書，堅決不出壞書，使廣大讀者以較低的代價買到真正有用的好書，從而為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為兩個文明建設做出更大的貢獻。見1996年9月5日《光明日報》）這個觀點，大部分讀者應該是可以接受的。隻要有理性的信念，就會有真理的價值；價值觀念建立在對於圖書文化內涵的信任之上。價格是否“合理”，必須聽從理性的判斷。出版業在文化市場上迷失了方向之際，往往已經在理智上和道德上也迷失了方向。反之亦然。價值觀念代表一種精神境界，帶來一種人格力量。你信什麼，就幹什麼。把文化積累看得比利潤更重，才能走出經營上的誤區，使文化環境趨於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