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共產黨是怎樣創建的？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得到了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的幫助。1920年4月，俄共（布）遠東局派維經斯基等人來華。他們先後在北京、上海會見李大釗和陳獨秀，討論建立共產黨的問題，並幫助進行建黨的準備工作。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組織正式成立，陳獨秀任書記。它起到了發起組和聯絡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產黨組織成立，李大釗為書記。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先後建立起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在歐洲和日本，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的先進分子，也建立了共產黨的組織。各地共產黨組織宣傳馬克思主義，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進行論戰，並在工人中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這些活動有力地促進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傳播及其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使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條件基本上具備了。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最後一天的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參加會議的代表是：李達、李漢俊（上海），張國燾、劉仁靜（北京），毛澤東、何叔衡（長沙），董必武、陳潭秋（武漢），王盡美、鄧恩銘（濟南），陳公博（廣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廣州的陳獨秀派遣，也參加了會議。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列席了會議。大會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綱領是“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采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鬥爭的目的——消滅階級”，“廢除資本私有製”。大會選舉產生了黨的領導機構——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李達、張國燾分管宣傳和組織工作。
黨的一大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從此，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和唯一的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麵目就為之一新了。
2.為什麼要進行第一次國共合作？
1924年至1927年，在中國的大地上爆發了一場席卷全國的革命運動。這場革命運動聲勢之浩大，發動群眾之廣泛，在中國近代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們通常把它稱為中國的“大革命”或“國民革命”。
20世紀20年代初，歐美列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又卷土重來，加緊對中國的掠奪。在列強操縱下，直係、皖係、奉係三大派係的軍閥割據和混戰成為國內社會生活中的突出現象。國家四分五裂，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一場變革現狀的大革命，已成為中國廣大民眾的強烈的共同需要。但是，當時的各種革命力量，遠不如統治著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強大。黨認識到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決定采取積極措施去聯合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正在這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於1923年1月作出的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的決議傳到中國，對促進國共合作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孫中山在多次挫折後，真誠地歡迎共產黨員同他合作，歡迎蘇聯援助中國革命。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於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部黨員420人。大會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三大還明確規定，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時，黨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三大選出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譚平山、毛澤東、羅章龍組成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委員長。
黨的三大以後，國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了。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在廣州舉行。在出席開幕式的165名代表中，有共產黨員20多人。李大釗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大會通過的宣言，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出新的解釋。民族主義突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民權主義強調民主應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義則以“平均地權”、“節製資本”為兩大原則。這個新三民主義的政綱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基本一致，因而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國民黨一大在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會選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等10人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約占總數的四分之一。國民黨一大的成功，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這次合作實現後，以廣州為中心，彙集全國的革命力量，很快開創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麵。
國共合作的實現，促進了工農運動的恢複和發展。1924年7月，在廣州沙麵租界爆發了數千名工人參加的政治大罷工。1925年5月1日在廣州舉行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1924年7月起，在廣州開辦了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先後由共產黨人彭湃、阮嘯仙、毛澤東等主持，培養了一批農民運動的骨幹。在共產黨人的建議下，國民黨一大決定創辦一所陸軍軍官學校（通稱黃埔軍校）。1924年5月，黃埔軍校開學，孫中山親自兼任總理，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11月，旅法歸來的周恩來出任軍校政治部主任，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在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革命的思想在全國範圍內廣泛傳播，中國出現了一股向著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猛烈衝擊的革命洪流。
3.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有何重大意義？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及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黨掌握或影響下的北伐軍兩萬多人在南昌舉行起義。10月初，起義軍在南下廣東途中遭到失敗。保存下來的部隊，一部分轉移到海陸豐地區同當地農民武裝彙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陳毅率領下轉入湘南。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會議確定的方針，黨派出許多幹部分赴各地，恢複和整頓黨的組織，組織武裝起義。八七會議後，毛澤東作為中央特派員到湖南改組省委並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起義在9月9日發動，在進攻長沙受挫後，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當機立斷，改變原定部署，決定到敵人控製比較薄弱的山區尋求立足地。隨後進行著名的“三灣改編”，將黨的支部建在連上，部隊內部實行民主管理。10月7日，毛澤東率部到達寧岡縣茅坪，開始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在各地武裝起義烽起的時候，中共中央仍然留在上海，黨的工作重心依舊放在城市。實際上，從外國搬來的“城市中心論”是脫離中國實際情況的。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井岡山根據地的鬥爭，在如何認識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走出一條符合國情的革命道路方麵，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井岡山地處湘贛邊界的羅霄山脈中段。毛澤東率領湘贛邊秋收起義部隊到達這裏後，粉碎國民黨軍隊的“進剿”，並全力進行黨、軍隊和政權的建設，以寧岡為中心的湘贛邊革命根據地有了初步基礎。朱德、陳毅率部分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和當地農民舉行湘南起義後，向井岡山轉移，於1928年4月下旬同毛澤東率領的部隊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不久改稱工農紅軍第四軍），毛澤東任黨代表和軍委書記，朱德任軍長。7月，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領導一部分國民黨軍隊在湖南平江舉行起義，組成工農紅軍第五軍，12月到達井岡山與紅四軍會合，進一步壯大了紅軍的力量。
在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過程中，對於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之中小塊紅色政權能否存在和發展，紅軍中有人提出“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1928年10月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毛澤東起草的決議，回答了這個問題。決議指出，由於中國是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地方性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造成了各派新舊軍閥之間的矛盾以至連續不斷的戰爭。紅色政權可以利用這種條件堅持下來並得到發展。隻要有繼續向前發展的革命形勢，有很好的黨並製定正確的政策，有很好的群眾，有相當力量的紅軍，有便利於作戰的地勢和提供足夠給養的經濟力，紅色政權就能夠存在和發展。
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的井岡山根據地的鬥爭，代表中國革命發展的正確方向。在革命處於低潮的時候，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以及在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等方麵成功實踐，不僅為各地起義實行“工農武裝割據”樹立了榜樣，並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
4.古田會議決議的內容和曆史意義是什麼？
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縣古田召開了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各項決議案，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問題的決議。它規定，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批評了那種認為軍事和政治是對立的單純軍事觀點。它再次提出紅軍必須和人民群眾相結合，必須擔負起打仗、籌款和做群眾工作這三位一體的任務。它尖銳地批評極端民主化和非組織觀點。決議案著重強調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性，分析了紅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要求用無產階級思想來進行軍隊和黨的建設。
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解決了在農村進行戰爭的環境中如何將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建設成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這個根本性問題。它是中國人民軍隊建軍史上的重要裏程碑。
5.“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理論是如何形成的？
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道路理論，是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飛躍性發展，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奪取政權理論的中國化。
除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外，到1928年初，中國共產黨還在全國其他一些地區先後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實踐一次次證明：在國民黨新軍閥擁有強大武力的情況下，企圖通過城市武裝暴動或攻占大城市來奪取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然而，當時的中共中央並沒有正確地認清形勢，仍堅持“革命高潮論”，主張城市暴動，攻占大中城市奪取革命勝利。慘痛的教訓，使黨逐步認識到盲動主義的“左”傾錯誤。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大會總結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在一係列存在嚴重爭論的有關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上作出基本正確的回答。然而，六大的問題是，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沒有認識到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複雜性，沒有認識到農村在中國革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1929年初，為了打破敵人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會剿”，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部隊離開井岡山根據地，開始轉戰贛南閩西，創建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到1931年，又以此為中心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據地。與此同時，湘贛、湘鄂贛、閩浙贛、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據地都建立並發展起來。根據地軍民在黨組織的領導下，把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有機地結合起來，使中國革命重新走上了複興之路。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在革命根據地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提供了銳利的理論武器。中國革命實踐的不斷深入以及積累的豐富經驗，為中國共產黨認識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在此基礎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的道路作出了進一步的理論思考。這些理論思考，集中表現在毛澤東1929年發表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1930年初發表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這些著作，初步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理論。1929年4月5日，毛澤東在代表前委給中央的複信中，不同意中央當時對革命形勢與革命力量的悲觀估計，強調要以積極的態度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到來。信中雖然尚未提出以農村作為黨的工作重心以及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明確主張，但是，這時毛澤東對於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意義卻有了新的認識。他認為，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戰爭的發展、擴大，將是促進革命高漲的重要條件。
20世紀30年代初，在中國共產黨內仍有不少同誌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不讚成做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動遊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然後再發動全國中心城市的武裝起義，那時再把紅軍的力量加上去，就能成為全國範圍的大革命，並取得革命的勝利。針對林彪等人存在的“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1930年1月，毛澤東寫了回信，並以黨內通信的形式發給部隊幹部，以進行形勢與任務教育。毛澤東在此文中闡述了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道路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信中首先批評了林彪等人的悲觀情緒，指出那種全國範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後建立政權的理論，是於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毛澤東還指出，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這是決定中國革命道路的國情，必須認清這個根本特點。正是這個根本特點，決定了中國革命的一係列其它特點，決定了單純的流動遊擊政策不能完成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隻有農村革命根據地波浪式地向前擴大，才能促進革命發展。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實際上就把小塊紅色政權的發展同奪取全國政權聯係起來，把小塊紅色政權作為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步驟來認識，從而形成了中國式的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革命道路的理論。
繼《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之後，毛澤東又撰寫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一重要的曆史性文獻。它在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闡明了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地位和作用，闡明了農村革命根據地與奪取全國政權的關係，把毛澤東原來提出的關於紅色政權的理論又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從而係統地提出了革命“以農村為中心”的思想，標誌著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革命道路理論的基本形成。這條道路，就是要把革命鬥爭的重心首先放在農村，黨的中心任務是發動和組織農民，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在農村發展和聚集力量，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並根據敵我力量對比的變化，逐步奪取全國政權。這一革命道路的開辟，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偉大創舉。
6.《八一宣言》的主要內容和曆史意義是什麼？
根據華北事變以來的民族危機加深的形勢和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1935年８月１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了《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分析了由於日本的侵略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緊迫形勢，揭露了日本加緊侵吞華北和國民黨政府對日妥協的麵目，指出中華民族已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抗日救國是全體中國人麵臨的首要任務。宣言強調建立包括上層在內的統一戰線，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範圍。為此呼籲全國各黨派、各軍隊、各界同胞，應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而奮鬥。宣言建議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的黨派、團體、名流學者、政治家和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在國防政府領導下，一切抗日軍隊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願意作國防政府的發起人，工農紅軍首先加入抗日聯軍，以盡抗日救國的天職。宣言最後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八一宣言》突出中日民族矛盾，提出抗日救國的政治主張，初步糾正了“左”傾關門主義，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陣營的範圍。這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策略開始發生新的轉變。
7.遵義會議的曆史意義是什麼？
中央紅軍長征開始後，“左”傾領導人又犯了逃跑主義錯誤，並把戰略轉移變成搬家式的行動。在連續突破國民黨軍隊布置的四道封鎖線之後，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銳減到3萬多人。這時，蔣介石已察覺中央紅軍的前進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立刻調兵遣將，等候紅軍到來。在這緊急關頭，毛澤東建議放棄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他的主張得到許多人的讚同。紅軍占領湖南通道城後，轉入貴州。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決定放棄向湘西前進的計劃，改向貴州北部進軍。
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遵義。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集中全力解決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會上，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作了重要發言。他們尖銳地批評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實行單純防禦、在長征中實行退卻逃跑的錯誤。經過激烈爭辯，多數人同意毛澤東等人的意見。會議將毛澤東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會後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並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是黨的曆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
8.紅軍長征勝利的曆史意義是什麼？
紅軍長征的勝利，成為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雖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據地，損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鍛煉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骨幹，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種子。長征實現紅軍的戰略大轉移，是在遵義會議確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央正確領導下取得的。它的勝利表明，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具有戰勝任何困難的無比頑強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長征中紅軍所表現出來的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革命必勝的信念、艱苦奮鬥的精神和一往無前、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構成了偉大的長征精神，成為激勵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繼續前進的強大動力。
9.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怎樣形成的？
在中共中央率領紅軍北上到達陝甘地區前後，日本侵略者利用國民黨統治者的不抵抗主義，加緊對華北的爭奪，製造了一係列嚴重的事件，史稱“華北事變”。整個華北危在旦夕。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北平學生在1935年12月9日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遊行，遭到軍警鎮壓。由此引發的一二·九運動迅速波及全國。各界要求停止內戰，出兵抗日。抗日救亡鬥爭迅速發展成為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
中國已處在政治大變動的前夜。把各種要求抗日的力量彙合起來，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禦外敵，這一使命曆史地落在中國共產黨身上。在此之前，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通常被稱為“八一宣言”，不久公開發表。中共中央結束長征到達陝北後，於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12月27日，毛澤東根據會議精神，作了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進中國之後，中國社會各階級之間相互關係的變化，明確提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就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對日本的態度，在華北事變後也發生了變化。據此，中共中央通過多種渠道向國民黨方麵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問題，並公開放棄反蔣口號，倡導國共兩黨重新合作。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黨內指示，明確提出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這是黨根據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國內階級關係變化的實際狀況而作出的一個重大政策變動。但是，蔣介石仍準備對陝北根據地發動新的“會剿”。他於12月4日到達西安後，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率部開赴陝北前線“剿共”。在這種情況下，張、楊決定發動“兵諫”。12月12日淩晨，東北軍一部迅速包圍臨潼華清池，扣押了蔣介石。同時，第十七路軍控製西安全城，囚禁了陪同蔣介石的國民黨軍政要員。張、楊並向全國發出通電。這便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事變一發生，張學良立刻致電中共中央，希望聽取中共的意見。中共中央在經過認真研究後，派遣周恩來等於12月17日到達西安。在搞清楚情況後，中共中央確定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根據這一方針，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經過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等六項承諾。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自此以後，內戰在事實上大體停止下來，國共兩黨關係取得迅速發展。
為了促進國共合作的實現，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引起巨大反響，並得到國民黨內部抗日派的讚同。中國共產黨還先後派出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等，同國民黨領導人在西安、杭州、廬山、南京舉行多次會談。停止內戰的大勢已定。
經過長期的準備，日本帝國主義於1937年發動全麵侵華戰爭。7月7日夜，日本侵略軍在北平西南的盧溝橋附近以軍事演習為名，突然向中國駐軍進攻。中國官兵奮起抵抗，標誌著中華民族全麵抗戰的開始。在民族危亡的嚴重關頭，隻有全民族團結抗戰才是中國生存和發展的唯一出路。
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迅猛高漲和共產黨倡議國共合作抗戰的情況下，蔣介石7月17日在廬山發表談話，表示了準備抗戰的決心，但還沒有完全放棄對日媾和的幻想。日軍不斷擴大侵略，把戰火從華北燒到上海。8月，國共兩黨達成將在陝甘寧地區的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等協議。
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改編紅軍為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任副參謀長，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鄧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轄3個師：第115師，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第120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第129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全軍共4.5萬多人。接著，在南方八省邊界地區的紅軍和遊擊隊除瓊崖紅軍遊擊隊外，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下轄四個支隊，全軍共1.03萬人。紅軍改編後很快開赴抗日前線。國共兩黨軍事上的合作，推動了全國抗戰和國共合作的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