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宏揚——踐行楷模 曾國藩的修身經世實踐
清代儒學強調經世致用，但達到這目的先要修己修身。自古就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說，而真正能夠實現者卻寥若晨星，曾國藩就是其中之一，被譽為“中華千古第一完人。”
曾國藩出生於清代晚期一個地主家庭，自幼勤奮好學，6歲入塾讀書。8歲能讀八股文、誦“五經”，14歲能讀《周禮》、《史記》、《文選》，同年參加長沙的童子試，成績列為優等。1838年進士出身，自此供職京師。
如何修身，儒家的倫理哲學提出了根本之法，這就是“誠”。按照儒家修己治人的倫理哲學，修身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而“誠”則是修身的根本之法。
曾國藩完全繼承了傳統文化中關於“誠”的思想，更多的是從功夫論及其與本體論的結合上論及，不僅將其視為一切事務的根本，而且將它作為修身的基本之道。
曾國藩訂立“敬、恕、誠、靜、勤、潤”六字修身養性之法，認為：
德成以謹言慎行為要，而敬、恕、誠、靜、勤、潤六者，缺一不可。
晚年，他檢討自己的一生，說道：
昔年於慎獨、居敬等事，全未用功，至今衰老，毫無把握，悔之晚矣。
真正做到守“靜”，並非易事。曾國藩很注意培養守“靜”功夫。一天，他讀《周易》的“大壯”卦，以及彖、大象，認為正與《孟子》中的“養氣章”通。但讀爻辭無所得，認為是由於“心粗不入”。隨後又複讀《周易》仍無得。飯後心雜，燈下擬作題圖詩，意欲求工，反不能成一字。
讀《周易》無所得，曾國藩反省自己“遊思紛至”，同時他又感到守“靜”甚難，有時很難克製自己，“不能靜坐，隻好出門”。
作為一種修身方法，“靜”無疑有著積極作用，但這是一種脫離實踐的閉門沉思，走向極端也有著流弊。晚年，曾國藩意識到這一點。他指出，聖賢之言德行者，名類甚多，“苟以一兩字切己反求，皆有終身可行之益，但末流之弊，不可不防”。因此，守“靜”也有其反麵，須預防矯枉過正。
如何在實際生活中修身，儒家提出了克己內省、改過遷善等具體方法，其核心是強調反求諸己，嚴格反省自己的言行。按照這一修身之道，同時又遵循盈虛交替的天之道，曾國藩時時檢查自己的不足之處。他嚴格按著“慎獨”的要求，時時自省改過。
一是戒除不誠和虛偽。誠是修身之本，曾國藩在待人接物中，時常反省自己。
一次，曾國藩與竇蘭泉談，“言理見商”，過後檢查自己，“實未能心領其語意，而妄有所陳，自欺欺人，莫此為甚”。其原因，“總由心有不誠，故詞氣虛憍，即與人談理，亦是自文淺陋，徇為外人，果能益哉？可恨，可羞！”
又一次，曾國藩與馮卓懷、陳源兗等談論“詩文之業亦可因以進德”問題。彼此持論不合，“反複辯詰”，而曾國藩“內有矜氣，自是特甚，反疑人不虛心”，過後他反省自己“何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也？”
違背自己所定的戒律，也是不誠的體現。一次曾國藩深夜才歸，“違夜不出門之戒”，他因此反省道，“都是空言欺人”。有人曾當麵責備曾國藩“偽”，“對人能做幾副麵孔”，對他觸動很深。
曾國藩早年有時好取人悅，言不由衷，事後反省，感到待人缺乏忠信。一天，他與人飲酒，久談過後也覺不當，“多言不知戒，絕無所謂省察者，誌安在耶？恥安在耶？”
二是去其好名之心。名實相符，是“誠其意”的要求，曾國藩時時檢查自己的好名之心。一天早上，曾國藩忽然“名心大動，忽思構一巨篇以震炫舉世之耳目”。事後，他痛罵自己“盜賊心術，可醜！”
他每天寫自課本，卻無改過的實際行動，“日來自治愈疏矣，絕無瑟僴之意。”他責備自己“何貴有此課之冊！看來隻是好名。”每天做日課，“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既不克痛湔舊習，則何必寫此冊。”
除外，他還反省自己的種種言行，均是好名之心作怪。如有時作“無禮之應酬，勉強從人”，其一半原因“仍從毀譽心起，怕人說我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