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試是元明清三代在各省舉行的科舉考試，每三年一次，科舉是“分科舉士”的意思。中國古代的科舉製度，從隋唐開始，曆經一千三百餘年，至清代臻於完備。清代科考分為秀才、舉人、進士三個係列，舉人係列的考試叫“鄉試”。鄉試逢子、午、卯、酉年舉行，稱為“正科”；臨時增設的考試，稱為“恩科”，每逢國有大慶，比如萬壽、凱旋等等，即開恩科，是恩出格外的意思。康熙五十二年，聖祖六旬高壽，為有清一代開恩科之始，此後逢皇太後整生日、皇帝五十之後整生日、改元三種情形，例開恩科。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後七旬萬壽，又適逢平定西域，高宗以兩種理由開恩科，是科狀元本來定的是詩名與袁枚並駕齊驅的趙翼，乾隆帝特別以原置第三的陝西韓城王傑一卷，與之對調，為英主籠絡天下的手段，示人以偃武修文之意。
“傑”的本意，是指才智超拔的人。
鄉試於每年八月舉行，稱作“秋闈”，“闈”是考場的代稱；秋闈得意的舉子，第二年的春天進京會試，稱作“春闈”，考中的叫進士。這就是官場上所謂的“兩榜出身”，也叫“正途”。順治以前，會試總在醜、辰、未、戌年的二月裏舉行，雍正五年和乾隆二年，因為有閏月，天氣特別寒冷，會試時間臨時改在了三月。這樣，到了乾隆九年，高宗體恤天寒地凍，雨雪載途，各省士子到京，未免遲誤，就下了這麼一道上諭：“明年二月會試，天氣尚未和暖，搜檢時不無寒冷，著改期於三月舉行。”“搜檢”就是搜身，士子們入場之前，要集中起來搜檢全身，以防“夾帶”作弊。所以從乾隆十年起，會試的時間，無論是正科還是恩科，都是在三月裏舉行，恒為常例。
鄉試的正副主考，每省各一人，由皇帝欽命簡放，專為翰林進士出身的官員，這就是為什麼有清一代，翰林的身份尤其貴重。其中順天鄉試用一、二品大員，其他各省用侍郎、內閣學士、翰林院、詹事府和都察院官員。考試分三場進行，以初九、十二、十五日為正場，考生於前一日入場，後一日出場，曆時九天七夜。為防士子夾帶，規定入場時須穿拆縫的衣服，單層的鞋襪，皮衣不得有麵，氈毯不得有裏；禁止攜帶木櫃木盒、雙層板凳、裝棉被褥；硯台不許過厚，筆管必須鏤空，蠟台必須空心通底，連糕餅餑餑，都要一個一個剖開檢查。考試的內容，順治初年規定，第一場考《四書》、《五經》，用八股文，稱為“製義”，亦稱製藝、時藝或時文；第二場考論一篇，判五道，詔、誥、表任選一道；第三場考經、史、時務策五道。乾隆五十二年後，改第一場考《四書》文三篇，五言八韻詩一首；第二場考經文五篇；第三場考策問五道，內容為經史、時務、政治。順天鄉試的《四書》題和貼試詩題，是要由皇帝“欽命”的，各省的考試內容，則由朝廷任命的主考官命題。
清朝末年，科場出題割裂的現象愈發嚴重，尤其是初場出經書題，往往強截句讀，破碎經文，於不當連處而連，不當斷處而斷，頗遭人譏評。俞平伯的曾祖，晚清著名的經學家俞樾，就曾因出題割裂而被革職，相傳是從《論語》“邦君之妻章”中，割“君夫人”三字；從“陽貨章”中，割“陽貨欲”三字，出“君夫人陽貨欲”為題，是以下章首句接上章末句。這已經不僅是不通，而是戲侮了，若是放在雍正年間，一定會興起大獄。所以事情出來之後，俞樾自行檢舉，得了個“遣回原籍，永不敘用”的處分。
這是鹹豐七年，俞樾三十七歲。
然則像俞曲園這樣的學問大家，怎麼就會命出這樣不通的題目來呢？人們頗感困惑。後來就傳出一種說法，說是河南學政衙門裏，一向有狐仙作祟，學政到任之後，必得先祭拜它老人家，方能平安無事。可是俞樾不信啊，不加理睬；出題時就有些神思恍惚，鬧出這麼個大亂子。也有的說不是鄉試，而是院試，各省學政在三年任期內，不是要兩次巡回各縣，主持生員的歲考和科考嗎？這稱為院試。有一回，兩縣同日考試，俞樾給一個縣出題《獄蹄鳥跡之道》，另一個縣出題《雞鳴狗吠相聞》，有禦史就以“字不成字，文不成文”彈劾他，不知哪一種說法可信。清代闈中，有很多講究，還有一個講究，是不宜從《大學》裏出題，如果出了，闈中必有火災。這在康熙一朝，在浙江鄉試，是屢屢得到應驗的。康熙癸卯年首題“生財有大道”句，壬子年首題“如切如磋”句，庚午年首題“無所不用其極”句，都出自《大學》，結果都引起了大火，從此以後，浙江秋闈不再出《大學》題，沿以為例。但問題又來了，不出《大學》，又不合出題的規矩。定例：鄉試題目首題為《論語》，則次題為《中庸》；首題為《大學》，則次題為《論語》。道光庚子科，山西首題“德潤身，心廣體胖”，次題“體群臣也，子庶民也”，就都因沒有《論語》題，主考官受到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