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見喜
若幹年前，文壇上發生過一次有關散文創作的爭論。一方認為，小說出於虛構，詩歌發乎激情，而直裸個人行跡與心靈的散文萬萬不可以虛構；反對方認為，但凡文學創作都有虛構的成份，散文不例外，範仲淹寫《嶽陽樓記》時就不曾到過嶽陽，當代作家莫言寫俄羅斯的散文時也沒去過俄國，等等。這場爭論沒有結論。各位作家該怎麼寫還是怎麼寫。但是，我在西北大學現代學院講《散文創作五講》時，學生向我提出了類似的問題要我給個結論。我覺得，散文在我國具有深厚的寫作傳統，無論記事抒情議論，都離不開筆者主體，這裏的“我”應該是真實的，人真實了，事也應該不虛，情也參不得假。但在細節上，未必流水賬一筆拉到底，應有取舍和濃縮，間接的觀察和體驗也可渾然融入情景和情緒。我寫的《坡上風景》被收入多種選本，那是我多少年在老家坡上觀察所得，而不是某一日某一時的情緒偶發，你說那麵坡上不曾有過住庵棚的老人，更沒有人發過那麼一句高哲的言論，所以你虛構了個“坡上風景”這篇散文就不成立。但事實卻相反，正因為有那麼一點點必須的虛構，才使我在坡上的觀察突然增值了意義空間，才使這篇小文被不少省份作為中學摸似試題或作文範例來推廣。
以我的閱讀和寫作經驗來看王新民的這部《尋訪高興》，覺得真實是這部散文隨筆集的第一價值。這裏的真實包括心實和筆實兩個層麵。在西安文學圈，人都知道王新民是個誠實人，他不會耍奸溜滑，文如其人，他筆下的文字憨厚而結實，他的文字大廈有多重支柱，牆體厚重，一磚到頂，八級地震也倒不了。或者一個春日的踏青，一次偶然的邂逅，一部古書的追尋；或者某次工作的調研，某次農家的夜讀，某條山路的重行，等等。全是個人的足跡和親曆，全是當下社會和時代的原貌和實錄，也由此引發他謹慎的思考和質疑，他不借題發揮不作驚人之語，更不用筆墨澆自己的什麼塊壘；他用自我的坦蕩人生書寫白紙黑字，用不著以道聽途說的傳聞敷衍成文。他這部集子真實的當代性使其與某些細碎的斷代史有了瓜葛，有時候，曆史的正聲隻能存留在民間，研究元文化的國學大師劉明武先生說過：正史中隱藏了的看看野史，野史中找不到的看看地下，地下尋不到的看看民間、看看山裏。胡適之的得意門生、現代古史辨學派的創始人顧擷剛先生認為河圖洛書是宋人的偽造，這個觀點被主流史學界共識了五十多年，但不經意間在長沙的漢墓中出土了《帛書周易》、安徽阜陽出土了“太乙九宮占盤”，於是那個“宋人偽造”的共識一瞬間轟然倒塌！這是一個教訓。再大的學問家不可把話說絕。而王新民筆下的點滴現實，沒有埋沒在土裏卻被時代的洪流淹沒。他的文字真實地隱映著中國三十年來社會的紛亂、嘈雜、整理和歸納，這些曆史的毛細注定要和民間生態粘連在一起，這些社會土壤深層的團粒結構注定全息著大地球的岩樣和“油沙”；在這裏，王新民並不重要，但他作為時代之“橋”是結實的，是可信的，後人經過這裏可以傾聽曆史的天賴之音，可以校驗和玩味正史的苦衷與哀痛。雖然王新民隻寫了個人的行蹤與心跡。
要說這部集子的不足，個別篇章稍嫌拉雜，有些純粹的工作行蹤，可以另結專集；另外，散文的色彩淡了些，隨筆卻隨得太自由；如果要叫楊教授樂生先生來看，他可能說你這部集子的文學性不足，但我更看重你隨意記下的時代細節，唯其真實才更見社會之活鮮與人文之變遷。
辛卯初秋於西安雙仁府
（作者為太白文藝出版社編審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