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1905年清政府廢除科舉、興辦新式學堂為舊學與新學的分界線，那麼，前麵所述“浙東學術”可以歸屬於“舊學”的範疇；如此，至二十世紀初，“舊學”意義上的浙東學術可以說是已經結束了。然而，“浙東學術”所包含的內在的真精神並沒有完結。一方麵，迄今為止，浙東學術仍然擁有一大批研究者、闡揚者和創新者，並且不斷湧現新的成果；另一方麵，浙東學術的精神已經深入地滲透到區域內老百姓生活、生產的各個領域，鮮活生動地體現在經濟社會的方方麵麵，甚至成了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
從四明浙東學術向近代新學過渡的階段，我們不能不提到王梓材、徐時棟、董沛、張壽鏞等學者先賢，他們繼續浙東學術研究並有所作為。王梓材所作《宋元學案補遺》一百卷，其中補遺達七八百條，接續了黃宗羲、黃百家、全祖望的未竟之事，意義重大。徐時棟是晚清甬上著名藏書家，他的藏書樓位於月湖煙嶼，曾名噪一時，可惜毀於大火。同治年間，他主持寧波方誌局，經十餘年努力，所校刊的《宋元四明六誌》，被時人譽為“誌中上乘之作”。他又輯《四明舊誌詩文鈔》，作《煙嶼樓文集》《煙嶼樓詩集》等流傳於世。董沛是徐時棟的好友，他從徐那裏接手誌局，繼續修誌，於清同治五年（1866年）纂成《明州係年錄》，以編年體記載自周代至清朝同治二年明州一郡所發生的史實，為後人留下珍貴史料。他主講寧波崇實、辨誌書院多年，精於史學，其詩、古文亦負盛名，並為後人留下了《甬上宋元詩略》《六一山房詩集》等著作。
張壽鏞是四明地區晚清到民國年間的傑出學者。他主持編輯了《四明叢書》一到八輯，其中收入的甬上學者著作有178種，1177卷；抗戰期間，他聯合何炳鬆、鄭振鐸等人，在上海等地搶救淪陷區古籍，所收古籍15000餘部，又收得故家藏書及抄本，所得珍本、善本4860部，普通本11000多部，其總藏書達16萬卷之巨，分別藏於“約園”等十一個藏書樓中，這是他對四明及國家文化事業的巨大貢獻。
從現代學術——其中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即所謂“新學”的視角看，“浙東學術”主要歸屬於人文科學的範疇，其中一部分也涉及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而文化史、思想史的內容居多。可以說，浙東學術治學範圍與現代學術相距甚遠。然而，當我們麵向未來之時，曆史和文化恰恰是我們的生存之根，研究、闡發、傳承、創新浙東學術意義重大，它已經成為許多學人當仁不讓的職責。有人斷言，新的“浙東學派”正在形成，事實乎？戲言乎？這是一種期待，一種希冀，真正的學術就是這樣，既需要源遠流長，更需要生生不息；我認為，優秀的傳統和學術肯定具有不可小視的生命力，她經得起時間和曆史的考驗，可以肯定，今天的“浙東學術”正在書寫新的一頁。
優秀的學術絕不是抽象的教條，因為它源於生活而又高於生活。浙東學術的內在精神已經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並貫穿於他們的日常倫理、灑掃應對、柴米油鹽、婚喪嫁娶、生老病死等人生的各個領域各個階段之中，這是浙東學術經久不衰生命力更為重要的體現。
如何界說浙東學術的社會影響力和生命力，人們盡可以見仁見智。我以為，這種界說應該考察基於浙東學術本身的精神特質，區域內人民的生產生活所形成的突顯於其他地區人們的不同特點，以及這二者的有機關聯，如此陳述可能是最具有說服力的。由此我們可以歸納出寧波地區人民的生產生活實踐與浙東學術的內在精神具有密切關聯的四個方麵的特點。
一是勉力工商。傳統中國是個農業大國，“重義輕利”、“重農抑商”的思想觀念根深蒂固，無論是朝廷的政策，還是儒學的宣教，都將工商貶入社會的穀底。寧波地區依山傍海通河，從事工商業的地理位置十分優越，加上寧波人刻苦勤奮，極富商業才華，從而形成了舉世聞名的“寧波幫”。值得注意的是，普通寧波人或傳統寧波人，都自然地認同儒家倫理學說，同時，也十分信服地接受了浙東學術巨子“工商皆本”的思想。寧波人是實在的，他們認為，隻要能謀生，從事工商業，並沒有什麼丟人的地方。這一點與王陽明所言不謀而合。陽明先生早在明代中期就提出要反對行業歧視，“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的職責是修治，農的職責是具養，工的職責是利器，商的職責是通貨，社會各個成員根據自己的職業愛好，盡力本職工作，都為社會所需，他們的工作都很重要，地位是平等的，沒有高下之分。黃宗羲從國家經濟政策的角度強調“切於民用”、“工商皆本”，反對傳統的“重本抑末”之說。思想家的這些論述，既是四明地區人民現實的生產生活實踐的觀念反映，亦是對他們重視工商、勉力工商的精神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