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行街一幢房挨一幢房，都是十層以下的房子，寸土寸金的地盤哪怕幾平米的門店生意也是做得風聲水起，人肩擦著人肩，像起伏的浪一波一波湧進或退出步行街。鞋城在步行街的中央地段。圍著許多的人，一波的浪流到這裏，就過不去了，形成了一堵密不透風的人牆。人在揮汗，仰望，傾聽，交流。鞋城的六樓頂上，坐著一個女子，紅色的衣裾在貼著香檳色的瓷麵的六樓壁頂，像一團火焰在燃燒。女子麵朝大街坐在壁沿，雙腳垂在樓壁上，隻要她身體稍稍向前傾斜，她的人就會如一隻飛鳥輕盈掠過地麵。女子的雙腿動一下，或者身體轉一下，地麵上的人群都會發出一陣驚呼。風吹起女子一襲淩亂的長發，發絲飄動遮住了臉，當然就算遮不住，六樓的高度也無法看清楚她的麵容。女子嚶嚶的哭泣聲並不高亢，像風嗚嗚咽咽，又像水流如泣如訴，低回婉轉的悲傷，以不可抵擋的暗湧，覆蓋住了商家放出的流行樂曲，覆蓋住喧囂的湧動聲，直揪人心。
這是我目睹的一場女子要跳樓的場景。我隻是一個過路人，女子多大年齡？她為什麼要跳樓，又為什麼選中鞋城樓頂跳樓？這一些，我無法知曉。但她的悲傷牽扯心裏的疼痛感，如同初夏突如其來的風，沒有預約，就吹拂到自己身上，輕柔浸入卻深至骨髓，抹不掉。這種疼，不是憐惜女子的疼，而是來自自己內心的疼。而這種疼，直接來自我的母親。生易，活也易，生和活加在一起成生活就有難處，再難的生活，也必然有令人歡愉的地方，必然有充滿希望的願景。螻蟻尚且偷生，何況最有智慧的人類，更可以排除萬難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選擇自殺，不是每個人都有這份勇氣和膽量，是什麼樣的悲傷讓自己命都可以不要？這是我母親過世後，我內心一直疑問沒有答案的問題。
我母親，死於自殺。這一直是我羞於出口的一句話。羞，一是出於慚愧，二是出於臉麵。母親自殺，對於兒女而言，並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讓人總會聯想到兒女極不孝順。2006年的冬天，記憶中並不是太冷，沒有下雪，有暖陽。接母親來我這裏過元旦，陪母親一起逛街，買衣，檢查身體，戲稱母親是我的聖誕老人，隻要母親這個聖誕老人健在，我就會是無比幸福的賣火柴的小女孩。母親從我這裏回去不過半月，在春節前的幾天，傳來噩耗。母親是喝農藥走的。人好好的為什麼要選擇一條絕路？我哭著要去找和母親住同一屋簷下的哥嫂拚命。親戚拉住我，說，農村很多老人都是這樣走的，你媽的農藥是早就準備好的，估計也不是一天兩天這樣想了，你是出嫁的女兒，你這樣鬧不好，你媽走得不安生的。前一晚的母親，把房間外窗下的柴禾抱到了廚房，也許母親早就預想到了，她會在閉目後，擺放在放置柴禾的地方。早上起來，母親挽好發髻，整好衣衫，坐在床沿，叫來了孫女，把積攢的錢給了孫女。母親拿出床底下的一瓶敵敵畏，一股濃鬱的藥味迅速充斥房間——農村早已不用敵敵畏，應是母親多年前存下來的。敵敵畏，一種劇毒，我是知道的。小的時候，母親去打棉鈴蟲就是用的敵敵畏。母親已經渾濁的眼睛，環視這個房間。就在沒有修飾詞來形容的房間，母親和父親過了一生，生兒育女一群，母親的最後一眼，給了這個無語的房間，是留戀還是絕然，或者還是其它什麼，隻有母親自己知道。這房子我出生時就存在。房子已然破敗，冬天的陰沉更讓房間彌散著腐爛的味道。我是母親人到中年後得的最小的孩子，在我能夠憶起的視線裏，母親從來一副因勞作而蒼老的麵容。母親沒有讀過書，連自己的名字都認不出。到的最遠的地方，就是我的城市。母親的決絕，母親的無可言說的悲涼，蟄伏在我的內心，像根刺牢牢地紮在我隱秘的深處，想起母親最後一刻，就會抑製不住陣痛。
如果我是母親，我有沒有勇氣選擇最後的死亡？我拷問過自己。答案是，沒有。人出生時，就已注定死，是必然，誰也逃不過，隻是時間早或晚的問題。而在完成這個必經的過程裏，怎麼拉長生命的長度和活出生命的質量，才是我，也是許多人考慮和日思夜想的。餘華在《活著》序言裏說：“作為一個詞語，‘活著’在我們中國的語言裏充滿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來自呐喊，也不是來自於進擊，而是來自於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我體會不了母親對生活的絕望，也無法想象母親怎麼能像喝水一樣咽下敵敵畏，當敵敵畏在喉嚨裏無法挽回的往下流，流經心肺胃血脈，毒藥焚燒母親的內髒，母親在疼痛難忍的最後一刻，是否有過後悔？這一些，我都無法知曉。唯一能自慰的解釋——也許死，對母親，是一種解脫的幸福。《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如果一個人萬念俱灰，心已絕，不珍惜生命，那再大的力量也無法挽回一場必然的逝去。解脫二字，是一種對生者的心靈安慰，也是一種對於宿命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