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雅是文明的標誌，強盜是殺人越貨之徒，兩者似乎不相幹，即使強捏在一起，亦極不諧調，使人於兩者之外產生第三種聯想，仿佛是電影中的蒙太奇手法。記得五十年代看過一部蘇聯電影。影片中的納粹黨徒，剛剛親手屠殺完地下抵抗戰士馬上回到房中鋼琴旁悠然自得地彈奏起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殺人與彈琴的兩組畫麵組接到一起，隻能使觀眾更深刻地認識它的偽善、穿著文明外衣的野蠻比赤裸裸的野蠻更令人憎惡。又如康生曾經頗為矜持地說，他工作之餘，也就是害人之餘穴以校點《西廂記》為休息，換換腦筋。很長一段時間我不知道“全麵專致”與“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如何統一起來？魯迅在《采薇》中曾生動地描繪過這類“強人”的嘴臉。小說中有個幹翦徑勾當的土匪名叫小窮奇。當他攔路做生意時對被劫者文質彬彬地說：“請您老留點紀念品”。把搜身稱之為“恭行天搜”，和“瞻仰一下您老的貴體”。這種種“風雅”的表現都是作出來給別人看的，不管事主是否意識到了他們的表演實際上都是在演戲，因此，隻是令人作嘔；'這些人似乎還不配稱之為“風雅強盜”，因為“風雅”教給人們的是文明，昌明的是美與愛，而這些強盜正在躬行野蠻與殘忍，“風雅”對他們說來隻是一種文飾。
本文要說的是另一種風雅強盜，他們從內心深處有一種對文明的向往，這種向往有時突然見諸言行，與他們的“職業”極不和諧，令人感到可笑，甚至幽默，但不可惡、有時還有幾分可愛。張獻忠在人們心目中是極蠻橫的，但他在過梓潼時忽然福至心靈，自著祭文祭奠文昌帝君，祭文十分簡明：“咱老子姓張，你老子也姓張，咱們聯了宗吧，尚饗！”也許在文士看來這篇“祭文”是不夠“風雅”之格的，但從中可見張獻忠對舞文弄墨的歆羨。
打家劫舍的綠林豪客恐怕先秦就存在了，但正麵描寫他們的作品並不多見。漢魏樂府中有首《東門行》寫了一位“無鬥米儲，還視架上無完衣”、“白發時下難久居”的貧士，他終於拔劍出東門，大約加入了“綠林豪客”的一夥，可惜下麵沒有寫，隻能作此懸想。這位貧士麵對的是無衣無食、兒啼母號，大約也無閑情去風雅。唐代的詩人蘇渙，最初是個“不平者，善放白弩，巴中號為弩蹠”，是個有武功、有字號的貨真價實的強盜。隻是後來金盆洗手、中途改行，折節讀書，並舉進士，當了侍禦史，真正風雅起來，但又不幹老本行了，雖然在他寫《變律詩》中還有點過去行當的痕跡，但現在也不好刨其老根，把他當作風雅強盜的樣版。
真正算上風雅強盜的大約就屬《井欄砂遇夜客》中的“豪客”了。這是非常具有戲劇性的一幕。在當時頗負盛名的詩人李涉行至皖口（安徽安慶），夜半遇盜。常言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兵”尚且如此，何況乎“匪”？然而，事出意外，一切險遇，突然化作一次愉快的相逢。攔路“剽劫”的夜客不是青麵獠牙不可理喻，而是儒雅風流、文質彬彬。但不是“小窮奇”式的矯柔造作；而是發自內心的對詩和詩人的尊重。這些似乎與他們的職業不甚相稱，但反映了唐代詩歌的普及其深人底層。白居易說他的詩流傳於“販夫走卒”之口，看來殆非虛語。也說明了即使流離於社會常軌之外的鋌而走險者也並非是“另一族類”，他們的思想、習慣、愛好也受到社會的浸漬與時代風習的熏陶。對於這些李涉是肯定的。因此劫奪之放在詩人筆下就不像“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那樣令人恐怖。而是微風細細，暮雨瀟瀟，充滿了靜謐與詩意。詩人愉快地答應了他的請求為他們這夥“綠林豪客”提筆作詩。李涉可能已經為上司權貴、為同僚同年、為親朋友好寫過不少詩了。可是為這類人還是第一回，因而有一股壓抑不住的喜悅。“他時不用逃名姓”表麵上是寫不能逃名的苦惱，實際上隱含著一種受知於“綠林豪客”的自豪。“世上如今半是君”是以詼諧語揭示了由於社會動亂、鋌而走險者日益增多，從而滋生出一種難於應酬周到的感覺。
打劫的綠林豪客沒有寫詩，也沒有之乎者也地掉文，但從他們的言語行為來看確實當得起“風雅”二字，而且比風雅中的俗人還要風雅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