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似乎是一項水到渠成的設計，基本上沒有太多的主觀想象，但畢竟，它已經近乎事實。正如我在不知不覺中做了“留德學人三部曲”一樣“《現代學術視野中的留德學人》；《另一種西學——中國現代留德學人及其對德國文化的接受》；《主體的遷變——從德國傳教士到留德學人群》”，這套“留歐學人三部曲”也是一個自然形成的結果。不過相比較前者全部完工的事後追認，這個係列多少有些提前建構意識了。如果說對留德學人的研究基本上還停留在大文化史（以學術史為主導，也兼及文學史、思想史、教育史等）的範疇，那麼我希望通過對留歐學人的研究，既有範圍的拓展，也有專題的深入，一方麵試圖將問題拓展到較為廣泛的政治史、社會史的範圍，另一方麵也有集中精力進入文學史的意圖，譬如對“西詩東漸”命題的提出。這正是這三部著作逐步演進的指導思想：從《異文化博弈——中國現代留歐學人與西學東漸》到《中國現代留歐學人與外交官、華工群的互動》，再到《留歐學人與西詩東漸》（撰作中）。我很激動的是，自己很快就可以完全投入到《留歐學人與西詩東漸》的寫作中去了。這將又是一個激蕩思想靈感的“致思”過程，對此，我充滿期待。
當然，之所以能有這樣的靈感產生，我要感謝若幹機緣的促進。如果不是因為在法居留一年做研究，我不會如此深度地涉獵留法學人研究領域中，也就不會將留歐學人作為一個長時段的研究對象群，故此，我要感謝巴斯蒂教授給我提供的機會以及提示的諸多意見。而2009年赴歐遊曆之際，巴斯蒂教授再度邀我在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現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演講，就“留歐學人”的諸多命題略作展開；何弗茲（Fran？oise Kreissler）教授不但親臨講座，後來還專門與我在咖啡館深入討論，在此也要致以謝意。而若非要參加“一戰華工國際研討會”（山東威海，2008），我不會將總體目光投向華工，所以我也應當感謝中國山東省威海檔案館的張建國先生與美國卡拉瑪祖學院的徐國琦教授，他們對這一領域的推動，使我在更深刻的意義上意識到華工群的重要性，也印證了我在法期間的初步感覺；而比利時魯汶大學的Philip Vanhaelemeersch博士、易博一戰博物館（Stedelijke Musea Ieper）的Dominiek Dendooven先生，對我的這項研究也曾予以支持，我們曾在威海、易博、北京等地數度相逢，頗多共同話語。至於法國濱海大學的馬驪教授，我們在學術資料上頗有往來，她以身居法國北部原華工聚居區之便，頗能發掘第一手的檔案資料。後來我去法期間，在她那裏小住，她曾指引我往訪華工墓地、一戰陣亡者墓地，林木蕭蕭，讓我更生對曆史的敬意。期間也討論了不少很有價值的學術命題，這些對這部著作的撰作都很有幫助。
至於說到對外交官群體的興趣，自然和自己早先的經曆和體驗有關。我過去的同事曾有不少是外交官，自己也曾因各種機緣深度接觸過這個群體，若不是因了太濃重的學術誌趣，自己恐怕也成了其中的一員。實際上，這一群體的功用相當重要，無論是在政治史意義上的行為實踐，還是在文化史上潛在功用的隨風入雨，皆然。而馬驥兄研究晚清中國的駐法外交官，在巴黎時的交流和燉牛肉，都曾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因此還不厭其煩地數訪巴黎政治學院的檔案館，去搜尋馬建忠、陳季同等人留下的曆史上的蛛絲馬跡。所獲雖然有限，但這樣一種親手觸摸的過程確實很有助於自己有一種“同情之理解”。
而以我的學術興趣，當然不會就此止步，對中國現代留學史的好奇心沒有一刻能夠停止，而其作為開掘的寶藏也始終沒有窮盡的時候。接下來，我希望通過“留東三部曲”（這裏是一個很不嚴格的概念）的研究，進一步完善我的留學史研究和觸摸整體性的現代中國的“世界因素”，基本思路仍不外乎在經由國別留學史的深度觸摸的基礎上，能夠真地站在留學史的角度，重新審視現代中國的整體進程。不過，那還有待自家學養的不斷積累與真正的世界文明史視角的確立。
實際上，研究深入的過程，也是語言學習略有所進的過程。而語言學習本身絕不應是一個枯燥乏味的工具掌握的概念，它應當是愉快的，當然不否認本身的艱苦性一麵，但對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是通過語言去感觸和認知背後所深藏的文化，這才是最根本的。通過對日語、俄語的學習，我初步意識到一種獨特的大國文明產生的土壤和思維規定性特征。而不同語係的跨越，更對自己是個根本性的挑戰。可如果我們能以一種遊戲的心態來看待求學與治學的過程，可能一切也都能豁然開朗。治學是快樂的，求學也是快樂的，當我們隨著自身知識域的不斷擴大和積累，一個個有趣的問題在提出之後又如同“芝麻開門”那樣呈現出答案的可能時，心中的快樂確實無以言喻。
葉雋
2010年11月10日於京中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