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晚清之際，乃中國傳統經唐宋轉型之後的又一重要轉折時代，按照李鴻章的話來說更是一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在我看來，可以認為這是在周秦、唐宋之後的一大轉折，即清民之際。如果說，周秦時代近乎李長之所描繪的人類文明史上的原創時代，那麼，唐宋、清民則無疑都屬於經由文化碰撞而導致的思想提升時代，後者猶在進程之中。相比較在經曆了漫長時代的以漢唐佛教文化為主的“東學融生”，那麼清民之際主要承當的，則是西學東漸之後“鳳凰涅槃”的“世界文化”時代。清代以異族入侵中原，最終以暴力暫時之強而獲得政權，雖然實現了大一統，但在文化上其實並未能“以野蠻征服文明”。漢文化的主體延續，其長期的對手和夥伴仍是自明季迫來的“西方”。到了民國時代（廣義概念），雖為“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政治勝利，但在某種程度上更有文化意義更迭的重要標誌性作用。
故此，清民之際所承受文化僑易之變，既有華夏文化內部的異質文化的充分滲透、激蕩與融彙；更有在東方文化的傳統視域中，麵臨印度文化（以佛教為主）、閃係文化（以回教為主）、日本文化（以神道教為關注點）的複雜糾葛。更重要的是，西風東漸在雙重維度中展開其複雜的糾葛，既有耶教東來（基督教）的“唯我獨尊”，更有西學東漸的那種科學理性的“強勢挑戰”。作為西方文明源泉的“兩希文明”，以不同的形式在現代中國語境裏展開其傳播和規訓軌轍，基督教（廣義）主要以麵向大眾的方式展開其信仰之路，傳教士的高素質則為保障其傳播空間提供了重要前提。不過我們不應忘記的是，基督教是全方位的，在麵向普通大眾的同時，它們對精英群體的影響也一樣非同小可，但總體來說應承認宗教的“秘索思”（Mythos）特征。而作為希臘文明的整體特點，理性思辨乃是其主流話語，這就直接發展為日後的現代大學、學術與科學模式，以理性為主導傾向，以邏各斯（Logos）為基本思維特征。宗教與科學，在西方本身，或是一種水火不容的秘索思——邏各斯結構，但在進入中國語境之後，卻恰成為異體同根的“拍檔”，共同構成了西學東漸的複雜麵相。
因此，清民之際不僅是一個曆史進程中的大時代，更是一個大轉型時代，可以命名為“清民轉型”。實際上，在百年上下的時間裏，我們經曆的真可謂是翻天覆地、前所未有、史無前例的劇烈變化，這其中固然有傳統之向現代發展的內在脈絡，但經由西學東漸與全球化場域形成而帶來的“體位之變”，同樣不可輕忽。從更根本的角度來立論，也就是說，全球化（Globalization）時代要求中國入場、順變、占位、博弈。從殖民帝國話語到對話博弈狀態，或許是百年中國的最大變化，這是一場大劇，一場屬於大時代的大戲劇。中國在扮演完自己的“大國平台”角色之後，“異文化博弈”的主體戰場已經遷移，現在中國要從幕後走向台前、從客體變為主體，我們準備好了嗎？
從曆史的經驗來看，對於中國來說，首當其衝的不僅是掌握政權的政治精英的麵對強力之迫來，也還有知識精英的“憂思痛切”。而在晚清時代，這兩個群體雖可區分，但往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政治精英多半皆有濃厚的士人背景，而知識精英更不乏仕宦經驗。如果我們將關注的焦點再度濃縮，從社會群體的角度來立論，則“士階層”的變化實為其大者。從這個意義上看，或許我們經曆的不僅是三階段的終結期，或許也將開辟一種更遼闊時空內的新階段。因為，即便是在周秦轉型、唐宋轉型時代，士階層都未曾發生過這樣重大的變化。孔子已經開辟出一種非常重要的士人傳統，即“有道之士”（Knights of the Way）不僅要承擔“為人師者”的教化功能，還有指導國家政治甚或治理國家行政的“賢人政治”身份。可在現代時期，這樣一種“學而優則仕”，甚至“學仕並存”的製度性結構受到了徹底挑戰，並最終被廢棄，取而代之的是源自西方的專業分工。士人固然不必再如孔子規定的那樣要“進則兼濟天下”，甚至士大夫階層也麵臨“分崩離析”的解體命運。對於這樣一個過程，有論者做出這樣的描述：
自道光中葉以來，在曆經鹹豐、同治、光緒四朝的半個多世紀中，中國士大夫中的大多數人，麵對西方侵略和西方文化挑戰的嚴峻局勢，他們作出的基本選擇是，以傳統儒家文化的固有觀念和價值尺度為標準，來頑強地排斥西學的傳入，並以此作為擺脫民族危機的基本方針。這種觀念和方針，曾強有力地主宰了鴉片戰爭以後好幾代中國士大夫的頭腦，形成一股遍及全國的“守其所已知，拒其所未聞”的國粹思潮。一直到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隨著整個士大夫階級的沒落，中國知識界的社會思潮才發生急劇的、然而卻為時甚晚的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