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山的政治生涯，正值中國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開端，作為宗室覺羅，朝廷重臣，他在兩次鴉片戰爭中均擔任方麵大任。然而先在廣東打了一場無準備之戰，成為《南京條約》簽訂的罪魁之一，後又主持與俄國簽訂《璦琿條約》，直接、間接割讓黑龍江以北、烏蘇裏江以東大片領土，難脫近代出賣領土最多的投降派之名。因此在早期的評價中，貶抑、批評是主流。奕山的堂兄弟奕賡（鶴侶），就在所著《佳夢軒叢著·管見所及·補遺》中作出如此評價：山乃市井無賴……不知兵為何物。於是山至山東，大收賄賂，且翠玉甚夥，故有‘翡翠將軍’之號。”近人牟安世則評價奕山是“既不知兵又無主見的清朝貴族”。甚至英國學者也評價稱：奕山係皇室成員，他於1842年在廣東主持抵抗英國人時失利，證明是一個無用的將軍。”
但是，近些年，對奕山的評價又有所更動，幾乎是不約而同地開始“同情”奕山，把他的失敗主要歸結為時勢所迫。韓來興先生認為：《璦琿條約》的簽訂是沙俄侵略擴張政策的產物；是清政府實力衰敗，推行安內攘外、以夷製夷政策的產物；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牽製清政府大批力量，造成東北邊防的空虛，才出現兵臨城下的局勢，並非是奕山一人所能決定了的，他是清政府既定政策的執行者。在民族危急關頭，奕山沒有勇氣像壽山那樣為大清國盡忠；也沒有像清政府駐俄公使楊儒那樣為維護民族尊嚴，誓死鬥爭，發揚中華民族大無畏的精神；而是迫於形勢，在條約上簽字畫押，釀成曆史悲劇。”孫國誌先生盡管同樣認為：縱觀奕山的一生，筆者認為他不過是晚清政局中清帝對外政策的執行者，抑或說是其錯誤政策的犧牲品、替罪羊”而已；但作為一個人來說，奕山是一個失敗者，是一個對曆史不能承擔重責的奴才，同時指出奕山在新疆，甚至黑龍江地區都不是一無所為，例如在新疆平定浩罕叛亂及禁煙；在黑龍江所作的一些備戰工作以及奏請移民屯墾等。更有王景澤先生認為：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奕山在戰前一麵譴責投降行為，一麵做戰爭準備。當英軍連檣而至時，奕山被迫先發製人，倉促出擊，由於各種主客觀原因，清軍接連敗北。在占優勢的議和輿論壓力下，奕山勢孤，舉足無措，最後決計投降議和。雖然如此，奕山仍不失為一個主戰派人物，一個缺點較多、失敗了的主戰派”。
現在看來，早期的評價的確有些愛國主義的情緒宣泄的成分，當然，晚近的評價雖然是理性的回歸，但還不夠深入，有時也不免有矯枉過正的嫌疑。要準確評價奕山，除了必須準確把握其所處的時代背景外，還應該緊緊抓住奕山一生，特別是其政治生涯中的心路曆程，及由此心理決定的行為過程，唯其如此，才能為讀者呈現一個有血有肉的奕山，才能以移情的姿態正確評價奕山。
奕山所生的年代，大清帝國已經走過了它的繁榮巔峰，康乾盛世盡管去日不遠，但已恍如隔世。嘉慶皇帝甫一繼位，就爆發了白蓮教起義，曆時九年。
據統計，1786年，清朝人口達到創紀錄的3億9110萬，到起義結束，人口銳減到2億7566萬，損失了1億1000多萬。清廷在鎮壓起義過程中，耗費軍費2億兩，相當於四年的財政收入。可以說，清朝統治就此走向衰落。
就在大清帝國沿著封建統治循環規律，開始陷入內部統治危機的時候，又恰逢世界政治格局的新舊更替，世界主要封建帝國紛紛萎縮，新興資本主義國家利用堅船利炮，對外瘋狂掠奪，進行著血腥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古老中國富庶的資源，龐大的市場自然使西方列強垂涎欲滴，必欲分割、侵占而後快。於是大清帝國內憂剛起，外患又至。這種內憂外患的局麵，自然需要大批國之幹才，因此也為那些有才能的人提供了建功立業的機會。從前文有關奕山生平的敘述看，盡管奕山是皇室嫡派子孫，但由於其曾祖父的關係，已經家道衰落了。但是奕山並沒有就此沉屙下流，成為清末眾多無所事事，寄生腐朽的八旗子弟中的一員。從入宮擔任侍衛開始，奕山就體現了他積極追求上進的一麵。從道光元年（1821年）成為三等侍衛，到四年（1824年），晉升為二等侍衛，“在乾清門行走”，從而為以後的升遷打下了不錯的基礎。
其後，在命運轉機出現的時候，奕山也能很好地把握機會。先是道光七年（1827年），以二等侍衛的身份，赴討伐張格爾軍前效力，盡管我們沒有奕山在整個戰鬥過程中參戰情況的詳細記載，但從參讚楊遇春“自率大兵乘晦霧，驟渡上遊，炮聲與風沙相並，乘勢衝入賊陣”看，奕山大概也參與了上陣廝殺，最後因參戰有功晉升頭等侍衛。到道光九年（1829年），又以試步營技藝，五箭全中，禦賜黃馬褂，不久成為禦前侍衛。至少從這段經曆看，我們絕不能說奕山隻是個“不知兵為何物的市井無賴”。
以後，奕山開始逐步飛黃騰達，特別是在新疆地區，從領隊大臣一路升遷到伊犁將軍，在首任伊犁將軍任內，奕山也不是無所作為，不論是積極屯田，還是厲行禁煙，都獲得了可圈可點的政績，因此才能得以議敘，擔任領侍衛內大臣，禦前大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並獲得紫禁城騎馬的榮耀。這說明奕山在為官方麵，最初也是相當成功的，既能獲得上麵——道光皇帝的賞識，所作所為也經得起曆史的檢驗。
但是，到1841年1月，奕山被任命為靖逆將軍，派往廣州應對英國侵略時，內外情勢都發生了不利於奕山的變化。首先是他所麵對的外部情勢與此前截然不同。
其一，道光皇帝高高在上，於敵於己，全然懵懂，卻一再催促進剿，使奕山沒有辦法“有備而戰”。最可怕的是，道光帝還有另外一麵，本書第一章說道奕山在剿撫之間首鼠兩端，道光帝何嚐不是，嘴上“一意進剿”，內心深處卻盼望早日和談。正如茅海建先生所言：“清王朝當時仍沒有打算與英國開戰，甚至希望避免‘釁端’。戰爭的惡魔是在清王朝全然不知的情況下，忽然附身，給它帶來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噩運。”
其二，輔佐之人，不管是大名鼎鼎的林則徐，還是老於世故的楊芳，均無長策。且楊芳等，內底是以主和為意，如楊芳在給道光的奏報中稱：“奴才恨不滅此朝食，而反複籌思，恐有欲速不達之患，則莫若先設一計，以退其船。查從前該逆夷求償煙價，求給地方皆無可許之理，今俱不敢妄圖。而惟希冀照常貿易一事，雖其居心叵測，真偽難知，然夷人圖利是恒情，彼若以詐來，奴才亦即以詐應之，將計就計，冀其墮入術中，於剿辦或稍有把握。”
其三，兵民皆不欲戰。奕山在給道光皇帝的奏章中寫道：密查粵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內，各商因夷以致富，細民藉夷以滋生，近海商民多能熟悉夷語，其中之狡者布為奸細，凡在省各衙門一舉一動暗為通知，捷於影響。且水師一營，自兵丁以至千把，前此無不借包庇鴉片以為生理。用兵以來，於逆夷惟恐其不勝，於煙禁惟恐其不弛，故上年十二月逆夷攻破大角、沙角炮台，副將陳連升父子奮勇捐軀，而兵丁與難者寥寥無幾。烏湧之敗，實因本地兵望風先逃，以致湖南兵弁失陷，總兵祥福受傷，落水身死。虎門之失，夷船近在咫尺，兵丁並不點放炮位，各自逃走，提督關天培手斬數人，不能禁止，是以被夷炮打傷而亡。並訪聞與逆夷接仗兵勇，脫逃登岸，改換民裝，佯為觀望，否則倉皇落水，夷匪撈救送回，並不加害。致令海口炮台十餘座，炮位一千餘尊，望風而靡，盡行化為烏有。本省兵船既不堪戰，前著臣林則徐收買夷船一隻亦被燒毀。種種情由，實堪痛恨，使各兵稍有天良，何至逆夷長驅直入也。然急則生變，誅不勝誅，又非迅速所能圖治。而夷匪專用小恩小信收拾人心，本地匪徒結夥搶掠，夷匪反用炮轟擊，以為保護。是以安業之民惟恐主戰，而無賴之民，又惟恐不戰不得借以行劫也。人情若此，深為可慮。
省城大小衙門俱有漢奸探聽信息，傳送夷人，每紙賣銀二十元，甚至憑空捏造，以惑眾聽，詭計多端，機事不得不密……是防民甚於防兵，而防兵又甚於防寇，此奴才等所謂患不在外而在內者此也。”盡管奕山有言過其實之處，但大體看來，還是頗有其事。例如，兩廣總督祁也指出清軍“僅於沿海各要口分屯以張聲勢，水麵攻剿所恃者水勇而已。水勇又皆烏合之眾，與漢奸聲息相通，勝則糾合求賞，敗則反戈相向，原非昔日訓練素有紀律之兵。抑之漢奸四下焚掠，居民驚疑靡定，使再相持日久，勢必激成內變，省城倉監獄在可慮”。
再如林則徐對福建水師的評價：雖諸葛武侯來，亦隻是束手無策。”
不但廣東沿海原有兵丁不堪使用，道光皇帝辛辛苦苦調來的各省援軍，更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據記載：貢院號舍八千有奇，令舍住一兵，而兵往往拆數號通為一，攜所自備物居之，因不能容。則令其自擇居民間空舍。客兵各招引其同隊，三五成群，撬門挈具而入，隨地駐足。於是夾雜散處，布滿內城。營主但知按籍記其兵數，實不知兵所寓何地，同寓何人。遇有號召，輒出小旗沿街市招呼，有畏征發匿不出者，非領餉之期無從見而問所駐地也。夷登耆定台，越山磴徑十餘裏。軍帥坐北門樓，親睹夷兵魚貫而上，所至無阻，莫可誰何，駐防甲兵見而發指，動公憤，自請出城截擊以阻其登，城亦不啟。有超城下者數十人，中途複相計旗營藤牌少，不足禦夷火器，旋返城縋上。諸帥初以眾兵閉處一城，雖不得其用，尚幸其安靜坐食，可不擾害閭閶。忽初五日，南海義勇為湖南兵誣殺。群勇大嘩，擁入貢院不散。大帥不得已，摘永福翎頂，解其怨，而互鬥者已乘勢四出，放火殺人，校場中屍骸如積矣。逃難入城者，恒指為漢奸，攫其財物。有挑夫於大佛寺前買粥，方食，芳以送琦善就逮下舟，馬至，適挑夫輟食出，抵其前驅，遽令斬之，刀挑其首，出至河幹，民環城聚觀，駭甚。先是方開仗，越日，旋有不循紀律聚搶夷館之事。所搶貨物，肩挑背負，各饜所欲。搶物多者，不便回營受指摘，則相與潛遁，軍官未之知，知亦無計招複也。去者信足所之，罔識途徑，道中每以所得易貲消散，所過州縣，沿途詣官索餉。北行遠抵三水、清遠者，尚數十人，地方為之應付具舟，送返會城，僉以追逐敗夷迷途為詞，人多不能束以軍法，反人為犒賞為其壓驚，非不知夷在南而兵反從北返，然不暇正言詰也。”曾國藩對清末軍隊則更是痛徹心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