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北平的洋車夫》
北平的洋車夫有許多派：年輕力壯，腿腳靈利的，講究賃漂亮的車，拉“整天兒”，愛什麼時候出車與收車都有自由；拉出車來，在固定的“車口”或宅門一放，專等坐快車的主兒；弄好了，也許一下子弄個一塊兩塊的；碰巧了，也許白耗一天，連“車份兒”也沒著落，但也不在乎。這一派哥兒們的希望大概有兩個：或是拉包車；或是自己買上輛車——有了自己的車，再去拉包月或散座就沒大關係了，反正車是自己的。
比這一派歲數稍大的，或因身體的關係而跑得稍差點勁的，或因家庭的關係而不敢白耗一天的，大概就多數的拉八成新的車；人與車都是相當的漂亮，所以在要價兒的時候也還能保持住相當的尊嚴。這派的車夫，也許拉“整天”，也許拉“半天”。在後者的情形下，因為還有相當的精氣神，所以無論冬天夏天總是“拉晚兒”。夜間，當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與本事；錢自然也多掙一些。
年紀在四十以上，二十以下的，恐怕就不易在前兩派裏有個地位了。他們的車破，又不敢“拉晚兒”，所以隻能早早的出車，希望能從清早轉到午後三四點鍾，拉出“車份兒”和自己的嚼穀。他們的車破，跑得慢，所以得多走路，少要錢。到瓜市，果市，菜市，去拉貨物，都是他們；錢少，可是無須快跑呢。
在這裏，二十歲以下的——有的從十一二歲就幹這行兒——很少能到二十歲以後改變成漂亮的車夫的，因為在幼年受了傷，很難健壯起來。他們也許拉一輩子洋車，而一輩子連拉車也沒出過風頭。那四十以上的人，有的是已拉了十年八年的車，筋肉的衰損使他們甘居人後，他們漸漸知道早晚是一個跟頭會死在馬路上。他們的拉車姿式，講價時的隨機應變，走路的抄近繞遠，都足以使他們想起過去的光榮，而用鼻翅兒扇著那些後起之輩。可是這點光榮絲毫不能減少將來的黑暗，他們自己也因此在擦著汗的時節常常微歎。不過，他們比較另一些四十上下歲的車夫，他們還似乎沒有苦到了家。這一些是以前決沒有想到自己能與洋車發生關係，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經不甚分明，才抄起車把來的。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錢吃光的小販，或是失業的工匠，到了賣無可賣，當無可當的時候，咬著牙，含著淚，上了這條到死亡之路。這些人，生命最鮮壯的時期已經賣掉，現在再把窩窩頭變成的血汗滴在馬路上。沒有力氣，沒有經驗，沒有朋友，就是在同行的當中也得不到好氣兒。他們拉最破的車，皮帶不定一天泄多少次數；一邊拉著人一邊兒央求人家原諒。雖然十五個大銅子兒已經算是甜買賣。
此外，因環境與知識的特異，又使一部分車夫另成派別。生於西苑海甸的自然以走西山、燕京、清華，比較方便；同樣，在安定門外的走清河、北苑；在永定門外的走南苑……這是跑長趟的，不願拉零座；因為拉一趟便是一趟，不屑於三五個銅子的窮湊了。可是他們還不如東交民巷的車夫的氣兒長，這些專拉洋買賣的講究一氣兒由東交民巷拉到玉泉山、頤和園或西山。氣長也還算小事，一般車夫萬不能爭這項生意的原因，大半還是因為這些吃洋飯的有點與眾不同的知識，他們會些外國話。英國兵，法國兵，所說的萬壽山，雍和官，“八大胡同”，他們都曉得。他們自己有一套外國話，不傳授給別人。他們的跑法也特別，四六步兒不快不慢，低著頭，目不旁視的，貼著馬路邊兒走，帶出與世無爭，而自有專長的神氣。因為拉著洋人，他們可以不穿號坎，而一律的是長袖小白褂，白的或黑的褲子，褲筒特別肥，腳腕上係著細帶；腳上是寬雙臉千層底青布鞋；幹淨，利落，神氣。一見這樣的服裝，別的車夫不會再過來爭座與賽車，他們似乎是屬於另一行業的。
這篇文章是從老舍先生最近發表的長篇小說《駱駝祥子》第一章節取來的，《北平的洋車夫》是我給它加上的題目。
讀者諸君試把這篇文章念幾遍，就會感覺到老舍先生的文章別有風格，和許多作者的文章不同。說起文章的風格，好像是帶點兒玄妙意味的事情。其實不然。就一個人來說，言語、舉動雖然和許多人大體相同，可是總有著“小異”之點，待人接物也有他的態度和方法。把這些綜合起來，人家對他就有更深切的認識，不僅是聲音，是麵貌，凡是一言一動，都覺得印著他的標記：這是這一個人而不是其他的人。這樣的認識可以說是認識了這個人的風格，而不隻認識了這個人的外形。文章的風格，情形恰正相同，所以並不玄妙。
老舍先生文章的風格，第一，從盡量利用口頭語言這一點上顯示出來。現在雖然大家在寫語體文，真能把口頭語言寫得純粹的還是不多。字眼的選擇，多數人往往隨便對付，在口頭語言裏找不到相當的字眼，就用文言的字眼湊上。至於語句的調子，或者依傍文言，或者根據一些“硬譯”的譯本，或者自己杜撰一下，總之，口頭語言裏所沒有的那種調子，現在的語體文裏常常可以遇見。這樣的文章，看著當然也可以理會其中講的是什麼，然而缺少明快、簡潔，不能顯出自然之美。老舍先生特別注意到這方麵。他有一篇題目是《我不肯求救於文言》的文章，說明他用功的經驗。現在抄錄一節在這裏：“我不求文字雅，而求其有力量，活動，響亮。我的方法是在下筆之前，不隻想一句，而是想好了好幾句；這幾句要是順當，便留著；否則重新寫過。我不多推敲一句裏的字眼，而注意一段一節的氣勢與聲音，和這一段一節所要表現的意思是否由句子的排列而正確顯明。這樣，文字的雅不雅已不成問題；我要的是言語的自然之美。寫完一大段，我讀一遍，給自己或別人聽。修改，差不多都在音節與意思上，不專為一兩個字費心血。”看了這一節，可以知道他是從純粹的口頭語言出發。再進一步，在氣勢與聲音上，在表現意思是否正確顯明上費心血，使文章不僅是口頭語言而且是精粹的口頭語言。這就成為他的風格。他說“我不多推敲一句裏的字眼”，這並不是隨便對付的意思。他注意到整句的排列，整句排列得妥貼、適當，其中每一個字眼當然是妥貼、適當的了。過分在一兩個字眼上推敲，往往會弄成纖巧，不自然。在一段一節上用工夫，正是所謂“大處落墨”的辦法。
老舍先生文章的風格，又從幽默的趣味顯示出來。幽默是什麼，文藝理論家可以寫成大部的書，我們且不去管它。一般人往往以為幽默就是說俏皮話，嘻嘻哈哈，亂扯一頓，要不就是諷刺，對人生對社會來一陣笑罵和嘲弄。這卻無論如何是一種誤會，幽默決非如此。老舍先生有一篇《談幽默》，其中說：“它表現著心懷寬大。一個會笑而且能笑的人，決不會為件小事而急躁懷恨。褊狹，自是，是‘四海兄弟’這個理想的大障礙；幽默專治此病。嬉皮笑臉並非幽默，和顏悅色，心寬氣朗，才是幽默。一個幽默寫家對於世事，如入異國觀光，事事有趣。他指出世人愚笨可憐，也指出那可愛的古怪地點。”咱們不妨說這是老舍先生的幽默觀。這樣的幽默非常可貴，不隻是“笑”，不隻是“事事有趣”，從“心懷寬大”這一點更可以達到悲天憫人的境界。就像以下的幾句話：“那四十以上的人，有的是已拉了十年八年的車，筋肉的衰損使他們甘居人後，他們漸漸知道早晚是一個跟頭會死在馬路上。他們的拉車姿式，講價時的隨機應變，走路的抄近繞遠，都足以使他們想起過去的光榮，而用鼻翅兒扇著那些後起之輩。可是這點光榮絲毫不能減少將來的黑暗，他們自己也因此在擦著汗的時節常常微歎。”這裏頭透著幽默，然而多麼溫厚啊。
對於這篇文章，這裏不必多說，讀者諸君看了自然能夠完全明白。這裏隻想教讀者諸君理會這位作者文章的風格。每個成熟的作者有他特具的風格。閱讀文章可以從種種方麵著眼，理會風格也是其中的一方麵。
1936年10月25日，刊《新少年》2卷8期。
蔡元培的《杜威博士生日演說詞》
今日是北京教育界四團體公祝杜威博士六十歲生日晚餐會。我以代表北京大學的資格，得與此會，深為慶幸。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與孔子同一日生。這種時間的偶合，在科學上沒有什麼關係。但正值博士留滯我國的時候，我們發見這相同的一點，我們心理上不能不有特別的感想。
博士不是在我們大學說，現今大學的責任就在給東西文明作媒人嗎？又不是說博士也很願分負此媒人的責任嗎？博士的生日，剛是第六十次；孔子的生日，已經過二千四百七十次，就是四十一個六十次又加十次。新舊的距離很遠了。博士的哲學，用十九世紀的科學作根據，由孔德的實證哲學，達爾文的進化論，詹美士的實用主義遞演而成的，我們敢認為西洋新文明的代表。孔子的哲學，雖不能包括中國文明的全部，卻可以代表一大部分，我們現在暫認為中國舊文明的代表。孔子說尊王，博士說平民主義；孔子說女子難養，博士說男女平權；孔子說述而不作，博士說創造。這都是根本不同的。因為孔子所處的地位時期，與博士所處的地位時期截然不同，我們不能怪他。但我們既然認舊的亦是文明，要在他裏麵尋出與現代科學精神不相衝突的，非不可能。即以教育而論，孔子是中國第一個平民教育家。他的三千個弟子，有狂的，有狷的，有愚的，有魯的，有辟的，有喭的，有富的如子貢，有貧的如原憲，所以東郭子思說他太雜。這是他破除階級的教育主義。他的教育用禮、樂、射、禦、書、數的六藝作普通學；用德行、政治、言語、文學的四科作專門學。照《論語》所記的，問仁的有若幹，他的答語不一樣；問政的有若幹，他的答語也不是一樣。這叫作是“因材施教”。可見他的教育，是重在發展個性，適應社會，決不是拘泥形式，專講劃一的。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這就是經驗與思想並重的意義。他說：“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這就是試驗的意義。我覺得孔子的理想與杜威博士的學說很有相同之點。這就是東西文明要媒合的證據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領得西洋科學的精神，然後用它來整理中國的舊學說，才能發生一種新義。如墨子的名學，不是曾經研究西洋名學的胡適君，不能看得十分透徹，就是證據。孔子的人生哲學與教育學，不是曾經研究西洋人生哲學與教育學的，也決不能十分透徹，可以適用於今日的中國。所以我們覺得返憶舊文明的興會，不及歡迎新文明的濃至。因而對於杜威博士的生日，覺得比較那尚友古人尤為親切。
自今以後，孔子生日的紀念，再加了幾次或幾十次，孔子已經沒有自身活動的表示；一般治孔學的人，是否於社會上有點貢獻，是一個問題。博士的生日，加了幾次以至幾十次，博士不絕的創造，對於社會上必更有多大的貢獻。這是我們用博士已往的曆史可以推想而知的。並且我們作孔子生日的紀念，與孔子沒有直接的關係；我們作博士生日的慶祝，還可以直接請博士賜教。所以對於博士的生日，我們覺得尤為親切一點。我敬敢代表北京大學全體舉一觴，祝杜威博士萬歲！
這一回選錄蔡元培先生的一篇演說詞，是慶祝杜威博士六十歲生日的。社會上逢到喜慶或哀悼，往往要請人即席演說，還有各種的集會，主席者須要致開會詞和閉會詞。這種舉動都屬於儀式的範圍，這些演說詞寫在紙上麵就是所謂儀式的文章。蔡先生的這一篇就是儀式的文章的例子。
儀式的文章在寫作動機上，和其他文章有不同之點。普通文章大都是主動的。作者有了某一種意思某一種感情，要把它表達出來，抒發出來，才提筆寫文章。沒有什麼意思和感情就不用寫文章。儀式的文章卻是被動的。你既然處在這個場合中，譬如說，在喜慶或哀悼的集會上，人家推舉你演說，或者參加一會集會，你被推為主席，即使沒有什麼意思和感情，你也非開口不可，非提起筆來寫演說詞稿不可。
依通常說法，作文章要“言之有物”。寫儀式的文章既然是被動的，就不免要“無中生有”。在經驗豐富的人，即使“無中生有”，也可以寫成很好的文章，他的一些意思是平時積聚在那裏的，隻是臨時加以組織加以配合罷了，可以做到不露一點兒牽強的痕跡，和主動地作文章並無二致。所以，平時的積聚很重要，沒有什麼意思積聚在那裏，“無中”決“生”不出“有”來。
儀式的文章如果沒有什麼意思，好一點的也隻是語言文字的遊戲，壞一點的簡直成為不相幹的許多語句的勉強集合，那是最要不得的。但是那樣的東西，我們見得並不少。翻開報紙來看那些集會中演說詞的記錄，大都堆砌一些套語，浮淺空泛，使人感覺那決不是“由衷之言”，而是從作者的嘴唇邊、筆尖上滾下來的，徒然使聽眾和讀者發生厭倦。
意思有了，可是和當時的情境不相稱，也不能算做好的儀式文章。譬如，在朋友們舉辦的一個同樂會中致詞，發揮關於民族國家的大道理，在一個尋常人的追悼會中演說，說他的死亡是社會莫大的損失，這就是和當時的情景不相稱的例子。聽眾不歡喜這種浮而不實的言辭，聽了就要搖頭了。所以，儀式的文章不是可以隨便敷衍的。第一，要有意思。第二，必須切合當時的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