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曆史天空的璀璨明星——湖南史學家群體
湖湘史學源遠流長，湖南曆代史學家們如璀璨群星，輝映於曆史的星空。湖湘史學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經曆了由初創到成熟，由成熟到繁榮的發展階段。
漢唐是湖湘史學的初創時期。西漢文帝三年（前177），賈誼被貶為長沙王太傅，居長沙三年，著有《新書》十卷。他較早提出了“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新書？過秦下》）的理勢合一的唯物史觀和“民惟邦本，固本邦寧”(《尚書？五子之歌》)的民本史觀，開中國古代史論之先河，對湖湘史學影響深遠，可視為後世湖湘史學的先驅。魯迅先生曾說，他的文章“為西漢鴻文，沾溉後人，其澤甚遠”。
魏晉南北朝時期，湖南出現了第一批本土意義上的史學，主要有鄧粲、羅含等。還產生了一些佚名學者撰寫的湖南曆史著作，主要有《隋書？經籍誌？楚國先賢傳讚》、《長沙耆舊傳讚》、《南嶽夫人內傳》等。
隋唐時期，湖湘史學進一步發展，史學著作不僅在數量上，而且在種類方麵較前代均有所突破，較著者如歐陽凱的《五代史初要》、覃季子的《覃子史纂》等，豐富了湖南史學著作的寶庫。宋元明清是湖湘史學的成熟時期。宋代湘學的形成以及書院在湖湘大地上的興盛，有力地推動著湖湘史學的發展。路振的《九國誌》記錄五代時吳、南唐、吳越、前蜀、後蜀、南漢、北漢、閩、楚九國君臣的事跡，是研究五代十國曆史的重要資料。陶嶽的《五代史補》收集五代十國遺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該書“敘事首尾詳具，率得其實，故歐陽修《（新）五代史》、司馬光《資治通鑒》多采用之”。南宋胡氏父子和張栻等理學大師雖非史學專家，但十分重視史學，他們踐行“春秋治史”的原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湖湘史學的發展方向。胡宏的《皇王大紀》采摭浩繁，選材審慎，論述切實，借古鑒今，將曆史與現實政治緊密結合在一起；胡寅鑽研《資治通鑒》，將隨想寫成《讀史管見》，重在以經義評判曆史，尋求救亡圖存和國家中興的途徑；張栻也主張古為今用，強調民本思想，寫下了《通鑒篤論》、《諸葛武侯傳》等史著。
其後，元代歐陽玄修撰《經世大典》、《四朝實錄》以及遼、宋、金史；明代李東陽主修《憲宗實錄》、《孝宗實錄》、《大明會典》、《通鑒纂要》等；清代鄧顯鶴編撰《資江耆舊集》、《沅湘耆舊集》、《楚寶增輯考異》、《船山遺書》等。還有吳道行、車萬育、曠敏本、羅典、袁名曜等嶽麓書院山長利用修史的優良傳統’培育出一批批傑出的湖湘人才，甚至積極撰寫史書，成為湖湘史學一支特別的隊伍。
這一時期史學成就最大、影響最廣的史學家是王夫之，其《讀通鑒論》和《宋論》用唯物主義自然觀和樸素的辯證法思想觀察社會現象、評論曆史得失，把以史為鑒的史學觀提高到全新的高度。
總之，這一時期的史學思想日益鮮明，史學著作逐漸增多，史學人才不斷湧現，出現了在全國有影響力的史學大家。
近代是湖湘史學的繁榮時期。湖湘史學繁榮的第一個標誌是經世致用的史學觀和史學家的愛國主義情懷得到極度張揚。從早期的經世派到湘軍人才群，再到維新派和革命派，無論哪個集團的史學家，都高揚經世致用
的大旗，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己任。魏源在《聖武記》、《道光洋艘征撫記》中首倡“以夷製夷”、“以夷攻夷”的戰略思想；編輯《皇朝經世文編》和《明代食兵二政錄》，援古證今，“以史資治”；撰寫《海國圖誌》全麵介紹西方，開啟學習世界先進體製和科技、探索挽救國民真理的新風。郭嵩燾在《史記劄記》中引用西方曆史知識解釋中國古代的曆史記載，在探討中西方古代文明的差異時宣傳改革開放。唐才常雖無專門的史學專著，卻特別強調精通中外史學，以此作為維新變法的借鑒。宋教仁的史學代表作《間島問題》以充分的曆史事實證明間島是中國領土，有力地駁斥了日寇的無理霸占這一無恥行徑；他的長篇史論《二百年來之俄患》也曆數沙俄侵華史實，宣揚祖國領土不容侵犯。
湖湘史學繁榮的第二個標誌是催生了中國第一批卓有成就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群體的形成，使湖湘史學進入真正的繁榮階段。五四運動以後，湖湘史學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大的變革，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史學研究中得到運用，湖湘史學走向真正科學的道路，並蓬勃發展起來。一大批湘籍曆史學家走上曆史舞台，不斷推出煌煌巨著，在國內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較著者如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翦伯讚的《中國史綱》、周穀城的《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呂振羽的《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和《簡明中國通史》等。
吳道行的嶽麓情緣
吳道行（1560？—1644)，字見可，號嶁山。湖南善化(今長沙市)人。開禧北伐功臣吳獵之後。因曆鄉試不果，未走上仕途，一生以講學授徒為業，曆任長沙惜陰書院、嶽麓書院山長。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明王朝覆亡，他不堪忍受滿族入侵的殘酷現實，輿歸嶽麓山，抑鬱苦悶，絕食而亡，實現了其師張元忭“愛國忠君仗到誠，休將一念壞平生，勿欺請澤宣尼訓，留取丹心答聖明”的人生理想，享年84歲。死前他留下遺言：“驚聞北事，主亡臣辱，痛之如何！予以諸生，食恩累代，獨非草莽之臣哉！……筆擱而輿至，將以吉日成遄歸，集兒女羅拜，從此從先帝於地下矣！”死後，他與原配石氏被合葬於嶽麓山飛來石右側。
當時長沙知府堵允錫撰《吳嶁山墓碑》雲：“度麓阡陌，升麓岡原，營滄浪以載魄，抱蒼白而長眠。先生以嶽麓為生死焉。”從幼年到晚年，吳道行情係嶽麓，一生與嶽麓山和嶽麓書院結下了十分難解的緣分。
《沅湘耆舊集》載：“道行方七歲，聞長老談嶽麓先賢講學，便肅然傾聽。稍長，為諸生，有聲。張陽和元忭主講嶽麓時從遊之，陳發良知孝弟之旨。”可見他從小就對嶽麓書院有傾慕之情。張元忭講學嶽麓書院後，他拜師求學，成了嶽麓書院的學生，深得老師嘉許。明神宗萬曆十年（1582），他被聘為嶽麓書院山長，主持該書院多年。其間，他治學嚴謹，以“朱熹張栻為宗”，“篤倫敦義，講學窮理”，力糾王學空疏流弊，使長沙嶽麓書院與無錫東林書院成遙相呼應之勢。他竭心盡力培養湖湘弟子，王夫之是他精心教導的優秀學生，後來成為與顧炎武、黃宗羲齊名的大思想家。
吳道行對嶽麓書院的最大功績是他主持編撰了《嶽麓書院誌》。在此之前，曾有人兩次編撰《嶽麓書院誌》，但這兩部誌書都已散佚，而其精華部分被收到吳道行於崇禎六年（1633）編修的《崇禎嶽麓誌》中，這是他保存嶽麓書院曆史文化很了不起的功績。雖然這部誌書也已散佚，但其精華部分又被《康熙嶽麓誌》所吸收。《康熙嶽麓誌》在卷首《凡例》中提到：《嶽麓書院誌》首創於明正德年間湖廣學使陳鳳梧，實際纂修人是嶽麓書院山長、湖南攸縣人陳論。自正德越萬曆至崇禎，曾經兩次續修。今所見，獨郡人吳道行崇禎年間所纂輯的《嶽麓書院誌》。《凡例》說：“不欲盡汰吳稿，存瑜去瑕，多載原文，不忘前人之用心。”說明《崇禎嶽麓誌》從中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吳道行擅長史學研究，除上述《嶽麓書院誌》以外，還著有《善化縣誌》、《長沙府誌》、《讀史闋遺》等。
元代史學家歐陽玄
湖南瀏陽市有條圭齋路，是為紀念元代史學家、詩人歐陽玄而命名的。
北宋以來，發生了一件對湘學影響非常深遠的大事，那就是歐陽修家族的入湘。據明崇禎刊《長沙府誌？名賢》記載，歐陽修年輕時為研修理學，於天聖五年（1027）專程來到潭州，造訪了當時潭州最有名氣的理學家、翰林學士胥偃。歐陽修將自己的文章請胥偃賜正，胥偃讀後大加讚賞，愛其文，更愛其人，執意要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歐陽修。歐陽修就成了長沙女婿，在長沙寓居多年。以後，歐陽修的後裔歐陽守道於寶佑元年(1253)由湖南副轉運使吳子良從江西聘請來長沙，擔任嶽麓書院副山長。歐陽守道以嶽麓書院為陣地，“承三賢之說”，成為繼朱熹、張栻、呂祖謙之後“最有光於世學”的理學家。從此，歐陽修的族裔在湖南落籍。南宋時有歐陽逢泰，為潭州學錄，有著作行世。其子歐陽龍生，精攻《春秋》三傳，宋末隱居瀏陽白雲山莊十七年，元初為瀏陽文靖書院山長。歐陽玄就是歐陽龍生的兒子。
歐陽玄（1272—1357），字原功，號圭齋，瀏陽人。幼年聰敏異常，母李氏親自課讀傳經，日能記誦數千言。後隨南宋遺老學辭章，凡經史百家無不研習，於宋代理學源流尤為精通。延祐二年(1315)中進士，授嶽州路平江州同知。曆官國子博士、翰林院待製兼國史院編修官、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翰林學士承旨、遼宋金三史總裁官，特授湖廣行省右丞致仕。有《圭齋文集》、《唐書纂要》、《至正河防記》等傳世。
歐陽玄是一位優秀的史學家。《宋史》、《遼史》、《金史》的撰寫，首功之人就是歐陽玄。他還負責編修《泰定帝實錄》、《明宗實錄》、《文宗實錄》和《寧宗實錄》，合稱“四朝實錄”，受到朝野好評。此外，他還纂修《經世大典》、《太平經國》、《至正條格》、《元律》等史著多種，共達1120卷之多。歐陽玄不僅在史學方麵成就卓著，在詩文方麵也享有盛譽。元代詩壇由於受趙孟頫的影響，逐漸改變了金人“尚號呼”（即粗獷而不精雅）的餘習，形成了顧嗣立《元詩選》所言“風流儒雅”的特征。歐陽玄文化修養深厚，當然對這種“風流儒雅”的詩風更覺契合。他的詩詞典雅，富有一種淡淡的書卷氣。如《漫題二絕》之一：
鈴索無聲玉漏稀，青綾夜直月侵扉。五更一覺梅花夢，催得江南學士歸。
詩中描寫了作者深夜工作的情景，而懷鄉思歸之意襲上心頭，含蓄深沉，真摯感人。
歐陽玄擔任史職，曆仕累朝，老年時幾次請辭回鄉養老，皇帝都不允許。於元至正十七年(1358)歿於大都(今北京），葬在河北宛平縣香山鄉，後歸葬於家鄉湖南瀏陽。
近代湖湘考據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