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編“吾道南來，原是濂溪一脈；大江東去，無非湘水餘波。”
——湘學肇始“濂學”開山
湖南曾經被稱為“風化陵夷，習俗暴惡”之地，在曆史上素有“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的說法。宋以前，湖南的文化和教育非常落後，很少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自宋代周敦頤以後，湖南一躍而為“理學之邦”。
本編重點介紹周敦頤為湘學起源所作的貢獻。周敦頤既是理學開山之人，亦為湘學鼻祖。他是湖南道州人，但他的學術思想的形成、濂溪一派的建立主要是在外地。他15歲離開湖南，20歲為官後又宦跡各地，雖也曾任職於湖南郴縣、邵州，但因時間短、影響小而未能造成廣泛的影響。晚年，他又寓居江西廬山。盡管如此，周敦頤為湘學鼻祖之論卻為學術界所公認。南宋理學家真德秀在《勸學文》中說：“竊惟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蓋前則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於舂陵，以其心悟獨得之學，著為《通書》、《太極圖》，昭示來世，上承孔孟之統，下啟河洛之傳。”近世李肖聃《湘學略》、楊東純《中國學術史》亦持此論。
從理論和學派傳承的角度來看，周敦頤是當之無愧的湘學鼻祖。他是程顥、程頤的老師，其學說對“二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楊時和謝良佐為“二程”高足，經此二人傳承而後形成的朱子學派和湖湘學派，是南宋理學的兩大主要學派。這兩個學派同出一源，在傳承過程中並不完全彼此隔離，而是相互融會。胡安國與謝良佐、楊時、遊酢等程門高足“義兼師友”，有廣泛的學術交往。而胡宏曾師事楊時和程門另一弟子侯師聖。至於朱熹，也曾有得於謝良佐，所以黃宗羲說“上蔡固朱子之先河”。可見，“二程”洛學南傳而形成的兩派，都是通過程氏弟子或再傳、三傳弟子傳承，而這一切的總源頭則是周敦頤創立的濂學。
湘學的興起可以說是與宋代理學的興起同步的，它反映了宋代重建儒家秩序的大背景，同時也是中國文化重心南移的一種表現。王闓運所言“吾道南來，原係濂溪一脈；大江東去，無非湘水餘波”雖有高自位置、力壓東南清流之嫌，但亦不無學理依據。
理學開山祖周敦頤
周敦頤（1017—1073)，初名惇實、惇頤（後避英宗舊諱更名），字茂叔，號濂溪，道州營道(今湖南道縣）人，宋代思想家，為宋代理學創始人之一。
北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五月五日，周敦頤出生在一個書香仕宦之家，父親周懷成(輔成)為北宋真宗期間的進士，曾任賀州桂嶺(今廣西賀縣境內）令。良好的家庭環境為其童年的文化教養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15歲時，由於父親去世，他隨母親鄭氏離開道縣入京（開封），投靠當時正在做龍圖閣學士的舅舅鄭向。服喪及以後一段期間，他在舅舅的督促和指導下刻苦學習經史書籍，20歲時就小有名氣了。由於舅舅的舉薦，他得到了一個主管祭物的衙門小吏職位。不久，舅舅、母親相繼去世，他遵照母親遺願，葬母於江蘇丹徒，並在鎮江鶴林寺內讀書守孝。居喪期間，與當時在江西的範仲淹、胡宿等名士有所接觸。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周敦頤由吏部調任洪州分寧縣(今江西修水縣)主簿。由於辦事非常幹練，不久就調任袁州蘆溪鎮代理市征局事務。
慶曆四年（1044)，調南安軍任司理參軍，直接負責辦理案件。在南安的兩年間，他抵製苛政，樹立了良好的官員形象。《宋史？道學一》本傳記載了他就一個死刑案件與轉運使王逵發生衝突的事實：當時眾官雖覺得對該犯人的量刑不當，但他們懾於王逵的權勢，不敢出麵講話唯敦頤能據理力爭，王逵卻獨斷專行，他便棄官而去，氣憤地說：“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王逵終於省悟，放棄了原來的意圖，囚犯得以免於死刑。期間，二程的父親、大理寺臣程珦在南安結識了周敦頤，見他“氣貌非常人”，與之交談，更知其“為學知道”，便同他結為朋友，隨即將兩個兒子程顥、程頤送至南安拜敦頤為師。
慶曆六年，周敦頤離開江西，赴湖南任郴縣縣令，期間積極興辦學校，倡導學習之風。皇祐二年（1050)，改任桂陽縣令；至和元年（1054)，又升任洪州南昌縣知縣，並受到當地百姓的歡迎。為官期間，生活極為清廉儉樸。兩年後，離開江西任合州（今四川合川縣)代理判官，與士大夫廣為交結，“士之從學者甚眾”。嘉祐五年(1060)進京，獲國子監博士的頭銜；翌年，第三次進江西，任虔州通判，途經九江時，曾遊覽廬山，為廬山的山水美景所吸引，作詩歎道：“廬山我愛久，買田山中陰。”因築室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浦江。嘉祐八年，他撰寫了流芳百世的名篇《愛蓮說》。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周敦頤移調湖南永州通判。以後又代理邵州職務。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周敦頤結束了長達31年的仕途生涯，踏上了歸隱廬山之路，定居於濂溪書堂，次年六月病逝於此，終年57歲。故後人又稱他為濂溪先生，把他創立的學派稱為“濂學”。
周敦頤雖然平生著述甚少，所任官職也長期卑微，但對於中國古代學術和曆史的影響之大卻堪稱神話。細究起來，其為人與為學之道可謂影響深遠。他性情樸實，自道：“芋蔬可卒歲，絹布是衣食。飽暖大富貴，康寧無價金。吾樂蓋易足，廉名朝暮箴。”他從小“以名節自砥礪”，平生不慕錢財，卻愛探討名理，認為“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他雖在多處做官，但俸祿甚微，即使這樣，來到九江時，他還是把自己的積蓄散給了故裏宗族。
周敦頤是我國理學的開山祖，他的理學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他的著作《太極圖說》和《通書》都是對《周易》的解釋。在《太極圖說》中，周敦頤依據陰陽哲學的原理，立足於儒家的文化價值思想，提出了一個與佛學相抗衡的宇宙生成論。在《通書》中，周敦頤結合《中庸》論誠的思想，把《周易》推崇為“性命之源”，為理學建立道德本體論、重新解釋《四書》奠定了理論基礎。
南宋時，學者胡宏遵從並發揚周敦頤的理學；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對周敦頤評價很高，又為《太極圖？易說》、《易通》作了注解。學者張栻稱他為“道學宗主”，周敦頤逐漸聲名鵲起。隨後，九江、道州、南安等地紛紛建濂溪祠紀念他，寧宗賜周敦頤諡號為“元”，因此周敦頤又被稱為“元公”，到理宗時，從祀孔子廟庭，確定了周敦頤的理學開山地位。
清代學者黃宗羲在他的《宋儒學案》中寫道：“孔子而後，漢儒止有傳經之學，性道微言之絕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論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端數元公之破暗也。”周敦頤繼承《易傳》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個簡單而有係統的宇宙構成論，說“無極而太極”，“太極”一動一靜，產生陰陽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太極圖說》)。”聖人又模仿“太極”建立“人極”。“人極”即“誠”，“誠”是“純粹至善”的“五常之末，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隻有通過主靜、無欲，才能達到這一境界。周敦頤的思想在以後七百多年的學術史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所提出的哲學範疇，如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動靜、性命、善惡等，成為後世理學研究的課題。
“濂學”與湖湘學派
夏君虞先生在《宋學概要》中指出：“真正湖南人創造的學問，在宋代不謂之湖南學，如周敦頤的濂溪學……”可以肯定地說，“濂溪學”成了湖湘學的重要思想淵源。
周敦頤的著作雖然很少，但影響深遠。其早期著作《太極圖說》有意識地將儒家的仁義道德與道教的宇宙圖式結合起來，形成了由“無極”而“太極”而“陰陽五行”以至“萬物化生”的宇宙論哲學。盡管這個“圖式”打上了明顯的道教烙印，其宇宙論圖式也顯得粗糙，但作者首次將儒家倫理的“人道”納入宇宙論體係的“天道”中，以宇宙論的方式闡釋儒家倫理，為當時日漸式微的儒學創建了一個新的闡釋構架及宇宙論體係，並完整地論述了德性的完善過程。《太極圖說》正好契合了朱熹等人自覺地承擔複興儒學、發展儒學曆史使命的理論需求，朱熹為此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蓋嚐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之頤，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
其晚期著作《通書》則顯得成熟多了，書中提出了一個以“誠”為核心的道德理論體係：“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萬事萬物所由開始的“乾元”，就是誠的本源；誠還是五常(仁、義、禮、智、信)的根本。這些觀點奠定了理學思想體係的核心——心性論，是宋明理學修身論的重要基礎。
總之，《太極圖說》重視“天道”的演進，而《通書》則偏重於“人道”的闡發，二者共同構成了“太極之道”的主要內涵。
周敦頤雖然在湖南做過講學，但並沒有形成一個以湖南為中心的理學派。到了南宋，湖湘學派的創始人胡安國開始對周敦頤給予特別關注，曾刊行《通書》，並作序，高度評價周敦頤。在南宋理學家中，他最早將周敦頤的“太極”和“道”融為一體，指出：“道謂何也？謂太極也。”
後來，胡宏的弟子張栻撰寫了大量文章，如《太極圖解序》、《太極圖解後序》、《通書後跋》等，對周敦頤的思想進行不遺餘力的傳播，並且明確指出周敦頤是孔孟道統的直接繼承人。他還吸收周敦頤的太極之說，將周敦頤的太極論和胡宏的性論結合起來，提出了“太極即性”的學說。很明顯，以胡宏、張栻為代表的南宋湖湘派學者已經發現了濂學的學術價值，並自覺地繼承和發揚他的學術成就。很自然地，濂學就成為湖湘學派的重要思想淵源。
周門“二程”
周敦頤雖然在湖南、江西等地講過學，但其學術思想在當時並不為人們所推崇，學術地位也遠沒有後世學者評價的那麼高。及至學術界把他看成是中國理學的開山祖，這種局麵的形成，首功之臣是他的學生程顥、程頤兄弟。
程氏兄弟是河南洛陽人。程顥(1032—1085)，字伯淳，號明道。程頤（1033—1107)，字正叔，號伊川。慶曆六年（1046)，程珦在江西以虔州興國縣知縣代理南安州副職，而此時周敦頤正在南安任司理參軍，直接負責辦理當地的諸多案件。雖然周敦頤因為人清廉、反對苛政而為世人所敬重，但他淵博的學識當時卻並未引起重視，而程珦卻非常欣賞和欽佩周的人及才華，於是主動提出要自己的兩個兒子程顥、程頤拜他為師。
於是，周敦頤常常在工作之餘兼任程顥和程頤兄弟的老師。他教授的內容以儒家學說居多，如學習孔孟之道，要求學生特別注意孔子等人孜孜以求的目標及在哪些事情上應保持持續的興趣。他的教育視野開闊，他並不希望學生僅僅停留在書本知識上，而希望“二程”能善於“觀天地生物現象”。在教育方式上，他既注重言傳身教，又能以平和的心態與學生探討。一次，程顥、程頤見老師家窗前長了草，就問為什麼不除去。老師說，順其自然吧，就像我家裏的一樣。還有一次，程頤和一位叫朱光庭的人去探望周敦頤，喝酒間，程頤忽然問老師桌子為什麼會在地上，而天地不知安置在何處。周敦頤於是把自己對於宇宙秩序的理解和學生進行了溝通。在人性認識方麵，他的教學方法對學生也是很有啟發的，如他認為人的天性是難以人為地泯滅，而總會在適當的時候不經意地流露出來。
周敦頤的這兩名學生後來都成了北宋赫赫有名的哲學家、教育家，並被後人尊奉為北宋理學的奠基者，世稱“二程”。作為學生的“二程”自然沒有忘記對老師思想的傳播，周敦頤去世後不久，他的著作便被編定成書，逐步流傳開來。當時《通書》的刊行就有兩個版本，一是侯師聖傳本，一是尹和靖傳本。這兩個版本中，周敦頤的《太極圖說》都被附於其後。後來，理學大師朱熹因重視《太極圖說》，而把周敦頤看成是宋代理學的開山之祖。
總之，“二程”所開創的理學，經朱熹加以繼承和發展，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具有比較嚴密邏輯體係的學說。自北宋至清末，理學在中國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占據統治地位達七百餘年，並成為湘學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