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在杜甫的現世關懷之上，尚有李太白的高蹈遊仙；在白居易的明朗真切外，還有李商隱的不可捉摸。而更容易撥動我們內心那根無聲琴弦的，往往卻是後者。“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是屬於全人類的博大的悲哀；而像“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這樣的句子，卻隻適合孤獨自處時，閉上眼睛反複揣摩回味，並藉由此，回到某個再也回不去的少年時光。
我國90後的一些天才少女作家如蔣方舟、張悅然等，某種意義上真可算是杜拉斯的私淑弟子。寫作，原來可以是一件如此隱秘詭譎又堂皇正大的事啊。
一切尚未開始以前
杜拉斯的愛情是什麼樣子的？或者說，杜拉斯經曆過幾段愛情呢？愛情之外的邂逅糾纏、衝突緊張、分離相聚又是何種狀況呢？從通行的杜拉斯傳記中，我們可以看到，1939年杜拉斯25歲的時候，她嫁給了羅貝爾·昂泰爾姆，1947年，他們離婚了但仍是很好的朋友。1942年，杜拉斯遇到了情人迪奧尼斯·馬斯科洛，他們三人甚至友好地共度了一段時期，杜拉斯和迪奧尼斯生下了一個兒子，名叫讓·馬斯科洛。後來，杜拉斯又有過一位英俊熱情的作家情人熱拉爾·雅爾洛。揚·安德烈亞，則是杜拉斯生前的最後一位情人，他們一起度過了充滿激情、混亂和衝突的16年。直到離開人世的那一刻，我們終於可以確定，這是杜拉斯所經曆的最後一段愛情了。
用她自己的話去問問她自己，“在她的生活中究竟發生過什麼使她變成現在這樣：既放蕩不羈又拘謹不安，既正直善良又虛偽無禮，態度既如此曖昧又如此明朗？為什麼如此渴望經曆萍水相逢的戀情？而麵對愛情卻又如此懦弱膽怯呢？”
也許唯一值得稱道的就是她對愛情本身的態度，她一生都渴望最純粹、最博大的愛情。有一位和她合作過的男演員曾經說過：她最讓我感動的，就是這份對愛情的愛，對幾乎是超自然的愛情的欲望。
對愛情的過度渴望，也許部分地源自親情的缺失。家人之間的愛與恨，保護與傷害，了解與隔膜，就像鏡子的兩麵，都是對於這個家庭而言的外來者來說難以企及的，也並不足為人道——一旦有人坦白而誠實地寫出來，我們在震驚而羞恥的同時，也有一種無以言狀的放鬆感：原來，這世界上並不是隻有我，隻有我和你。
在西貢，有滔滔的河流，一年中沒有四季更迭、永遠悶熱潮濕的天氣，頭戴竹笠、長衫飄飄的皮膚黝黑的女子。杜拉斯就出生在這裏，和她永遠有著不知由來的憤怒的母親，不成器的大哥哥，羞怯而溫良的小哥哥。但母親的眼中通常隻看得見大兒子，對於小哥哥和杜拉斯，則籠統稱之為“那兩個小的”。對於生活的無能為力感，讓她一時沮喪而絕望，一時又做出一些瘋狂的、超越理智的決定。
杜拉斯說：“在我的書裏有關我童年故事的敘述，我忽然間弄不清我回避了些什麼，說了些什麼，我想大概說過我們對母親的愛，可我不知道是否說過對母親的恨，說過我們彼此之間的恩愛和怨恨，無論是愛還是恨，在這個家庭的破產和毀滅的共同曆史中都是如此地強烈，可這一切在當時仍然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之外，對我來說尚無動於衷，隻是深深地隱藏在我的血肉裏。”
而這些隱藏在血肉中的東西，終有一天會以其他形式爆發出來。當她的小哥哥死後，杜拉斯與這個家庭的聯係實際上已經中斷了。抵擋太平洋的堤壩也會崩塌，因為它連這雄心壯誌都拋棄了。
最初的，最後的愛
當她年輕的時候，她是個不漂亮，可能也不夠美麗，但卻吸引人的女子。尤其在回到巴黎以後。過膝的鉛筆裙，淺口拚接高跟鞋，合體的襯衫和小西服外套，卷發，入時，甚至超越時代。眼睛總像是疲倦似的，有點用力地要睜開往上瞧。對了，她還是個小個子。
後來她穿高領套頭毛衫，馬甲，短一點點的過膝裙，更加舒適的鞋子。當安德烈亞遇見她的時候，她就是這樣的裝束了。那時，他還叫揚·梅勒。梅勒是他父親的姓，杜拉斯將之換成了揚母親的姓，又在後麵加上了“斯坦納”。於是她的情人便變成了揚·安德烈亞·斯坦納，這是由杜拉斯創造出來的。
那時，揚·梅勒還在讀大學預備班，第一次讀到《塔吉尼亞的小馬群》，第一次讀，第一次喜歡。於是拋開所有的書所有的作者。他開始讀杜拉斯，她的名字，她的作品，她所有的故事和文字。他甚至愛上她的名字，在紙上試著模仿她的簽名。
他愛上了她，在遇上她之前。
1975年，他去電影院看她的電影《印度之歌》，在電影結束後的討論會上。他帶了她的小說請他簽名，她簽了。揚·梅勒終於鼓起勇氣，對杜拉斯說：“我想給您寫信。”出乎意料，杜拉斯給了這個年輕人自己在巴黎的地址：第六區，聖伯努瓦路五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