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1735年）陰曆八月二十三日淩晨，一代雄主雍正帝，突然暴死在圓明園宮中。據說他是遇刺喪身，不得善終。官方當然不會留下這樣的記錄。為他編纂的實錄更不用提，即使第一手資料的《起居注冊》，也無法在其中找出什麼破綻。《冊》上關於他臨終前的記載，可以簡括如後：
八月二十一日，上不豫，仍辦事如常。二十二日，上不豫。子寶親王、和親王朝夕侍側。戌時（午後七時至九時），上疾大漸，召諸王、內大臣及大學士至寢宮，授受遺詔。
二十三日子時（夜十一時至翌日一時）龍馭上賓。大學士宣讀朱筆諭旨，著寶親王（指乾隆）繼位。
這是最原始的資料，雍、乾兩朝《實錄》大致相同。《清史稿》等史書，是照搬，自然不會逸出這個範圍。
說世宗遇刺斃命的，是一些後出的稗官野史，如《滿清外交》、《清宮遺聞》、《清宮十三朝》等等，據說刺客是呂留良的孫女呂四娘。雍正六年曾經發生過呂留良文字獄。十年十二月定罪：留良、葆中父子戮死梟示，另一子毅中斬決，孫輩發遣邊疆為奴。有人說四娘混入宮內，以宮女身份侍寢，伺機行刺；有人說呂案發生後，四娘漏網出奔，學得一身武藝，潛入宮內，以飛劍砍去清帝腦袋；也有人說尚有一名叫魚娘的女子協助下手。這些聳人聽聞的傳說，見諸稗官野史，也攝成了電影，渲染得有聲有色。即使下筆謹嚴的學者，一提到世宗之死，以此佳聞，聊侃一番。但我個人以為行刺之說不可信，為什麼呢首先要問：呂案發生後，其家有無漏網者答案：否。雍正八年，曾有漏網者的謠言傳入宮內，皇帝訊問負責該案的浙督李衛說：“外邊傳有呂氏孤兒之說，當密加訪查根究，倘或呂留良子孫有隱匿以致漏網者，在卿幹係匪輕……”
李衛於七月二十五日的密折上稟覆道：呂氏一門，不論男女老幼俱已嚴禁，連留良父子的塋地也早遣人監視。李衛受世宗非常之知，以擅長偵緝著名，不致敷衍了事。因此四娘漏網雲雲恐無可能。
其次要問：四娘有無混入宮內答案也同樣為否。雖然罪犯眷屬特別是十五歲以下女子，沒收入宮為奴的例子不是沒有，譬如株連在呂案中的嚴鴻逵、黃補，其妻妾子女就是賜給功臣家為奴的。然而呂氏的孫輩卻發遣到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大概對於案情較重的人犯，多做這樣的處置。所以四娘混入宮內之說也不可能。
再次，圓明園雖屬離宮，實際上皇帝一年倒有三分之二駐蹕在此。紫禁城內陰森、肅殺，怎能及有亭台園林之勝的圓明園。因此，“自新正郊禮畢移居園宮，冬至大祀前始還大內”，“蓋視大內為舉行典禮之所，事畢即行，無所留戀也”。園內有內閣及各部院等機構，規模不下於大內。白雍正二年起，設有護軍營，晝夜巡邏，戒備森嚴，決非像稗官描寫那樣，一個女子能飛簷走壁，輕易潛入寢宮，砍去皇帝腦袋。
野史肯定世宗被刺，最有力的證據來自《鄂爾泰傳》。
考《鄂爾泰傳》，謂是日上尚視朝如恒，並無所苦，午後忽召鄂入宮，外間已風傳暴崩之訊矣。鄂入朝，馬不及被鞍，亟跨驏馬行，髀骨被磨損，流血不止。既入宮，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也。當時天下承平日久，長君繼統，何所危疑而倉皇若此可證被刺之說或不誣矣。
但查考現存鄂爾泰的十來種傳記，隻有袁枚的《行略》有類似記載，說：“八月二十三日夜，世宗升遐，召受顧命者，惟公一人。公慟哭，捧遺詔從圓明園入禁城。深夜無馬，騎煤騾而奔，擁今上登基。宿紫中七晝夜始出。人驚公左砡紅濕，就視之，髀血涔涔下，方知倉猝時為騾傷，虹潰未已，公竟不知也。”和野史對照，就可發現歧異之處：《行略》未提即日暴崩，未提數日未及一餐，至於“被刺之說或不誣矣”，更屬臆測之詞。
進一步說，《行略》本身也有浮誇之處。譬如二十三夜升遐雲雲就有問題。他多半死於二十二日夜（詳後）。史臣故作玄虛，寫作二十三日子時才龍馭上賓。如此可說是二十二日午夜，可說是二十三日淩晨，將死期拖延一天，便稍減暴卒的嫌疑。也就是說寫作二十三淩晨還勉強可以，寫作二十三日夜，是明顯的錯誤。因《起居注冊》、《實錄》上明明說二十三日晨奉大行皇帝黃輿返大內，當日申刻（午後三時至五時）大殮。這是公開的喪禮，日期不能任意竄改。所以《行略》說二十三夜升遐，是絕對錯誤的。
其次，《行略》說“召受顧命者惟公一人”，但官私記載中有同受顧命其他諸臣的姓名，譬如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張廷玉卻等都是，又怎能說“惟公一人”呢《行略》又說到公慟哭，捧遺詔入禁城，擁今上登基。這也有不實之處。姑不論手捧遺詔的是否鄂爾泰，但同入禁城者大有人在。《起居注冊》中，對於大行皇帝遺體返宮的工作分配上，有詳盡的描述：誰先持“合符”開城進京；誰負責收拾乾清宮；誰為護後；誰隨大行皇帝轎進宮；誰陪同新君乾隆入朝。鄂爾泰隻是新君隨行四人中的一名而已。
還有，從“騎煤騾而奔，擁今上登基”看來，給讀者一個信息，那就是乾隆並未在遺榻前送終，由鄂爾泰捧遺詔馳入大內，始被擁繼位，這與基本事實不符。
不過，騎煤騾而流血倒是事實，同為顧命大臣的張廷玉，就說過類似的話：“倉猝中得宮廄駑馬乘之，幾至蹶踣。”至於“宿禁中七晝夜始出”，卻很平常，因禁中原有直宿之所，世宗晚年把這個得力的心腹視同知友，“常召公宿禁中，逾月不出”。平素尚且如此，一旦遭遇大事，留宿宮內，協助新君，也是理所當然。
由於袁枚曾受知於鄂爾泰，又受鄂後人之托而寫傳記，過於強調把鄂描繪成雙手擁戴新君紹基的主角。野史斷章取義，複加以臆造之詞，世宗於是蒙上身首異處的汙名。
世宗既不是被刺，然則那些傳說又從何而起呂四娘何以和世宗掛上了鉤這可分數點來闡明：
第一，宮闈生活，諱莫如深，充滿神秘色彩，民間對於紫禁城這個小天地，抱著無限的好奇心，一旦有絲毫“奇聞逸事”，便輾轉相傳，添油加醋，甚至以訛傳訛，遠離真相。且清朝以滿人入主中原，始終不能消泯漢人的反抗心理，對於王室的傳說，不免攙雜了誣蔑失實之處。譬如“太後下嫁攝政王”、“順治出家為僧”，“康熙為雍正鴆殺”，“乾隆係漢人血統”、“同治染梅毒喪命”等等，經過學者們考證，多為無稽之談。所謂世宗被刺之說，也隻是類似的一種蜚語而已。
第二，滿人入關後，漢人反清複明運動仍很激烈，從興義師到秘密結社，用各種方法打擊清廷。康熙四十七年被捕的一念和尚，便是著名的抗清義士。呂留良長子葆中也被牽連進去，幸能脫罪，卻憂懼而死。雍正七年有張雲如案，牽連甘鳳池、周、陸同等人。甘鳳池是一念和尚的同夥，陸同是呂留良的私淑者。稗官中有江南八俠，其中就有甘鳳池、周呂四娘三人。如此，很容易將呂四娘誤當做呂留良的孫女。還有，前文提及有呂氏孤兒漏網之說，既已傳入宮禁，民間當有傳聞。這呂氏孤兒通過稗官野史，變成精諳武藝的呂四娘，也成為刺斃清帝的巾幗英雄了。
第三，圓明園鬧刺客之說，民間確有傳聞，但這是嘉慶朝的事，嘉慶八年閏二月二十日，嘉慶帝自圓明園返大內，將進順貞門，突有刺客陳德衝出行凶，當場被緝拿住。野史把陳德寫做成德，把返大內寫做幸圓明園。後人以訛傳訛把嘉慶當做雍正，也不無可能。
第四，官書上有關世宗之死，記載甚簡，既未言病情，且自不豫至上賓不出三日，野史硬說其中存在疑點。但清代官書中有關帝王之死，都記載得十分簡略，譬如世宗子乾隆，孫嘉慶，玄孫道光，《實錄》上記載他們自不豫至駕崩都不出兩日，但從無人懷疑過。如果說可疑，該是世宗的曾祖太宗皇太極，《實錄》上說他當日上朝視事，“是夜亥刻，上無疾，端坐而崩”。但也無從證明他是橫死。而且用現代醫學的眼光來看，一個外表健康良好的人，可能因心髒、腦溢血等急症，瞬息之間喪命也是可能的。因此，野史硬把暴卒和遇刺扯在一起，是不合理的。
以上是被刺說來源的梗概。
世宗既未遇刺，當是壽終正寢。此又不然，他可能服丹藥中毒而亡，何以見得這可從宮中檔案等資料中推論而出。世宗生前，宮內蓄養了一批僧道異能之士。他死後僅隔一天，也就是八月二十五日，嗣主乾隆忽然下一道諭旨，把煉丹道士驅逐出宮，諭旨說：
皇考萬歲餘暇，聞外間有爐火修煉之說。聖心深知其非，聊欲試觀其術，以為遊戲消閑之具，因將張太虛、王定乾等數人，置於西苑空閑之地，聖心視之，如俳優人等耳，未曾聽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藥。且深知其為市井無賴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與和親王麵諭者屢矣。今朕將伊等驅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內廷行走數年，捏稱在大行皇帝禦前一言一字……一經訪聞，定嚴行拿究，立即正法，決不寬貸。
新君甫繼位，百務待理，突然對數名道士作出緊急措施，很是耐人尋味！乾隆顯然最在為乃父申辯，說視之如俳優，未聽一言，未服一藥。既如此，又何必迫不及待下逐客令又說早知其為市井無賴，最能造言生事。既如此，察察為明的世宗，能容忍若輩在宮中嗎如果乾隆為的是祟正道、黜異端，那麼緇流為何不同時排斥相反地，他卻在此時沾沾自喜地稱：“朕崇敬佛法……仰蒙皇考嘉獎，許以當今法會中契超無上者，朕為第一。”而且，還令超盛、元日兩僧來京瞻仰梓宮。
還有一件值得注意之事，就在驅逐道士的同日，另有一道諭內監、宮女的諭旨，告誡他們不許妄行傳說國事，“恐皇太後聞之心煩”，“凡外間閑話，無故向內廷傳說者，即為背法之人”，“定行正法”。究竟外間有何閑話為何皇太後聽到會心煩，這些很自然地會令人想起與世宗橫死有關。
因此，我們可以說世宗雖未被刺，卻死得很倉猝，有些蹊蹺。官書經過諱飾，看不出痕跡。張廷玉有《自訂年譜》，是一篇有關雍正之死的重要文獻，說：“十三年八月二十日，聖躬偶爾違和，猶聽政如常，廷玉每日進見，未嚐有間。二十二日，漏將二鼓，方就寢，忽聞宣召甚急，疾起整衣，趨至圓明園。內侍三四輩。待於園之南西門，引至寢宮，始知上疾大漸，驚駭欲絕。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公豐盛額、納親、內大臣海望先後至，同到禦榻前請安出，候於階下。太醫進藥罔效，至二十三日子時，龍馭上賓矣。
張廷玉是雍正心膂股肱，顧命大臣，他親身經曆的手記，可信度很高。從這段簡略的記事中，可隱約窺見隱藏在官書背後的史實。這才知世宗自八月二十日起，已開始不豫，但仍能辦公，並無一病不起的跡象。廷玉既“每日進見”，二十二日那天當然也不例外。這一夜十時許，忽被召進宮，突然知數皇帝已瀕臨彌留關頭。可能白天還一無危急預兆，才使他“驚駭欲絕”。廷玉進寢宮時，也許龍馭已上賓，至少昏迷不省人事，何以見得這也是《年譜》中無意透露出來的，因世宗鶴駕後，有一段密旨不知下落的插曲。早在雍正元年八月，就訂立了所謂密建皇儲法：皇帝把皇儲的名字寫就，貯於錦匣，收藏在乾清宮正中“正大光明”匾額後，另有一道朱筆密旨，隨身攜帶，以備萬一時作勘對之用。可是世宗一斷氣，誰也不知這道密旨竟安放在何處。《年譜》道：
二十三日子時，龍馭上賓矣。……廷玉與鄂爾泰告二王諸大臣曰：“大行皇帝因傳位大事，親書密旨，曾示我二人外，此無有知者。此旨收藏宮中，應急請出，以正大統。”王大臣曰：“然。”因告總管太監。總管曰：“大行皇帝未曾諭及，我輩不知密旨之所在。”廷玉曰：“大行皇帝當日密封之件，諒亦無多，外用黃紙固封，背後寫‘封’字者即是此旨。”少頃，總管捧出黃封一函，啟視之，則朱筆親書傳位今上之密旨也。
二十二日夜，廷玉等入寢宮時，如果雍正尚能開口，繼承人之事何等重要，定有指示，決不致監時倉皇，可證君臣進見之際，世宗早撒手歸天，至少是有口難言。
世宗死得很突然。他剛一死，煉丹道士就被攆出宮。所謂“金石燥烈，鼎湖龍升”雲雲，可以說獲得了初步的證實，但還需要旁證，且看他生前對方士的處遇。
宮內原蓄養著五花八門的人才，道士隻是其中的一類。此等王室中的幫閑客，為帝王供養，自古已然，並非起始於清廷，更不是世宗為始作俑者。其中有文人、畫士、星相、占卜、緇流、羽士等等，洋洋大觀。他們的種類、人數，完全視人君的好惡而增減。聖祖對科學很感興趣，頭腦似乎比較開明，但對占卜、修煉這一套也頗熱衷。口雖道“朕亦有用喇嘛、和尚、道士處，並不令伊等占驗”。但《清稗類鈔》卻說善風角占卜的河南人劉祿，經常隨侍在側，為他占驗。如果說野史不足為憑，那麼宮中檔案該無質疑餘地。康熙六十年六月，他駐蹕熱河行宮時，曾召見川陝總督年羹堯，令他在赴京之便，尋羅瞎子代算一命。年羹堯於六月初九日密折中稟複道：“臣到京後，聞知其人在京招搖，且現今抱病，臣是以未見伊。”
康熙在密折上帶有惋惜的口吻批道：“此人原有不老誠，但占得還算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