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成文武藝，貨賣帝王家。古代中國，向以做官為最光彩的事情。其實，何止是做官，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人人都想做皇帝，賣草鞋的劉備和窮要飯的朱元璋做得我為何做不得？做皇帝，談何容易，於是自命不凡之徒就轉向了官場，麵對權力和官位，眼紅，眼熱，甚至為躋身其中和扶搖直上不惜丟盡廉恥和人格。
古代中國的官場角逐之激烈堪比戰爭，因為中國古代官場不比西方，有政務官和事務官之分，在中國，一旦踏入官場就變成了職業官僚，除了當官別無他途，必須要不停地賣力往上爬，否則，就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你退自然要被別人踩在腳下，並且別人還會在踩你的時候使足力氣：借力起跳，才能跳得更高，更好，直到最頂層。這是古代中國官員的成功標準。
這樣說來，那中國古代官員必是有超強進取心，中國古代官場也必然是遵循優勝劣汰的最好競技場了？事實並非如此，在專製體製的總綱下，再好的製度設計最後都會走形，嚴格的官員選拔製度，細密的政績考察製度，精致的監察防範製度，最後都成了淘汰清官的過濾器。
中國古代政治體製的先天缺陷：專製製度，決定了官員的選用和罷免權掌握在皇帝和個別權勢人物手裏。這就會因參雜太多的個人好惡和利益驅動而造成競賽的不公平。由於皇帝的權力過大，他的個人好惡和道德素質幾乎可以決定一個時代官員的整體素質。另外，官僚階層本身也是一個利益集團，裏麵糾葛了太多的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這在無形中也會增加官員升降沉浮的變數。俗話說得好，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哪個手握官員選拔或黜陟權的官員會願意為了國家、皇帝的利益而選拔一個專門與自己與本利益集團作對的冤家棟梁呢。很多時候，很多人，為了讓自己在博弈中居於更加有利的地位直至獲勝，就是把官場搞得一團混沌也是在所不惜的。這一點，又是連皇帝也無可奈何的，所以，皇帝們也並不寄望於朝廷上下滿是清官好官。尤其是昏庸皇帝，更不希望諍臣太多，那樣自己也就沒了自由。
正因為有了這樣的體製，“搞定皇帝和上司”就成了古代官場之人心照不宣的最便捷的升官發財的途徑，並且也隻有這一個途徑，才能保證求官者一路爬得更高，走得更穩。而要搞定上司，首先就要迎合上司的變態人格。為什麼說變態？因為古代官場充滿了激烈的角逐、複雜的算計、高壓的統治，這一切與內心焦灼的期望、極度的失落絞結在一起，意誌力再強大的人，也免不得要如履薄冰，戰戰兢兢。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人格和心靈不變態才怪呢。基本上是職位越高，人性就越扭曲。麵對這樣的上級，做下級的要想升遷就必須要鮮廉寡恥，唯有此一途。正人君子在變態者跟前是行不通的，也不會有好果子吃的。於是，無恥之人、無恥之事甚囂塵上，趨炎附勢、見風使舵、欺世盜名、阿諛取媚、投機鑽營、曲意迎奉、媚事君上等等，成為官場之風尚。
隋唐時期，皇帝覺得與高門大戶合作太危險，於是，一改漢魏之製，采用科舉製，對庶族寒門乃至全體國民敞開官場之門。這為製約權貴，擴大統治基礎不無裨益。但是，凡事都有兩麵性，這些來自社會下層的沒有貴族氣質的讀書人，深知在人屋簷下必須得低頭的道理，為了光宗耀祖、功名利祿、榮華富貴，俯首低身，卑躬屈膝，搖尾乞憐，跪爬以求，簡直是無所不用其極。為了當官，連李白、王維、韓愈這樣的大名人都去找門子，更勿論其他。
更讓人不寒而栗的是，官場之人的下作行徑竟完全是發自內心的。武則天當政之時，不少高官向女皇推薦自己的強大性能力，希望能為女皇服務；高力士權傾朝野時，太子叫他二兄，皇子公主更是呼他為翁為爺；韋皇後、太平公主得勢時，四十幾歲的禦史大夫竇從一卻以娶皇後七十多歲的奶媽為榮，六十多歲的司農趙履溫挽起朝服給太平公主拉車；而出身低微的郭霸則選擇了品嚐上司的糞便以求進身。魏忠賢得誌之時，投靠他的大臣竟有八十多位，形成了臭名昭著的“閹黨”。其中位列五虎的僉都禦史崔呈秀、工部尚書吳淳夫、副都禦史李夔龍都有著極其光彩的正途出身：進士，但為了權勢，他們卻自甘墮落，追腥逐臭，蠅聚於一個為常人不齒的閹人門下，做他的幹兒子。
投機鑽營，趨阿比附的家夥步步高升之時，許多清正廉潔的官員則不是丟官便是被害，下場極為悲慘。這一點在宋明清三朝尤為突出，清官成為官場異類，根本沒有立足之地。你不合作，大官會壓製作踐你，小官會欺騙引誘你。你想為民謀利益，必然會遭到排拒、打擊、毀滅。大學士蘇東坡因為清正高潔，不願曲阿，不僅一度身陷大獄，而且遭遇半生流放。你才高八鬥又如何？你名滿天下又如何？官場的傾軋是沒有法規製約的，你木秀於林，四周的同僚在感到寒磣和渺小的同時，必然會心生嫉恨，然後有形的攻擊、無形的詆毀就會接踵而至。最後，一個好官，不是被毀滅，便是被同化為了貪官汙吏，靠出賣自己的風骨、氣節和良知來換取功名富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