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恰巧因為湯姆不在家。”帕森斯太太含糊地說道。
帕森斯家的公寓要比溫斯頓家的大一些，是另外一種形式的邋遢。所有東西都有種被擠癟打爛過的樣子，就像剛剛有一頭凶猛的巨獸造訪過這裏似的。各種體育用品——曲棍球棒、拳擊手套、一個踢破了的足球、一條向外翻著有汗漬的短褲——全都攤在地板上，桌子上還擺滿了一堆堆的髒碗碟和折了角的練習簿。牆上貼著青年團和少年偵察隊的紅旗，還有一幅巨大的老大哥的宣傳畫。同整幢大樓一樣，房間裏也有一股煮白菜的味道，但是這還是沒法掩蓋那一股更為刺鼻的汗臭味兒，這味道——一聞就知道，雖然很難說出來其中的原因——是來自於另外幾個眼下沒有在場的人的汗臭。在另外一間房間裏，有人正用一把梳子和一張衛生紙當做喇叭在吹著，試圖跟屏幕上仍在播放的軍樂合上節拍。
“那是我的孩子們，”帕森斯太太一邊說著，一邊有些擔心地向那扇房門看了一眼，“他們今天沒出去。當然——”
她有一種話說一半就不往下說了的習慣。廚房的水池裏全是發綠的髒水，幾乎滿得都快要溢出來了，味道比任何爛白菜都還要難聞得多。溫斯頓跪下來查看水管拐彎的接頭處。他不願意用手做這個活，而且也不願意彎下身子，因為那樣做總是會讓他開始咳嗽起來。帕森斯太太無能為力地在一旁看著。
“當然了，如果湯姆在家的話，他一會兒就能修好，”她說，“他喜歡幹這個。他的手非常靈巧，湯姆確實如此。”
帕森斯是溫斯頓在真理部一起工作的同事。他長得有些胖，但是一個頭腦愚蠢的活躍分子，總是處於一種盲目的狂熱中——他是那種沒有任何疑慮、忠心耿耿的人，黨的穩定性更多是靠他們來維係，而不是思想警察。他今年35歲，不久前才非常不情願地被青年團趕了出來，而在他升到青年團以前，他曾經設法超齡在少年偵察隊多賴了一年。他在部裏擔任一個不是很重要的職務，對智力方麵要求不高，但是在另一方麵，他在體育運動委員會和其他一切負責組織集體遠足、自發遊行、節約運動等一般誌願活動的委員會裏卻擔當重要的領導角色。在抽著煙鬥時，他會帶著平靜卻自豪的口吻告訴你，在過去的4年中，他每天晚上都會在社團活動中心露麵。無論他走到哪裏，都會有那股刺鼻的汗臭味兒跟著，這是他生活充實的一個絕非有意為之的佐證，甚至在他走了很久以後，這股汗臭味兒都不會消散。
“您家裏有鉗子嗎？”溫斯頓一邊說，一邊摸著接頭處的螺帽。
“鉗子，”帕森斯太太說，她立刻變得拿不定主意起來，“我不知道，也不太確定，沒準兒孩子們——”
隨著一陣靴子的踢踏聲和用梳子吹出來的喇叭聲，孩子們衝進了客廳。帕森斯太太把鉗子拿了過來。溫斯頓把髒水放掉，充滿厭惡地把一團堵塞住水管的頭發取掉。他用自來水龍頭中流出的冷水，拚命地想把手指洗幹淨，接著他回到了另外一個房間裏。
“把手舉起來！”一個惡狠狠的聲音叫道。
一個漂亮但是看起來卻很凶惡的9歲男孩從桌子後麵跳出來，手裏拿著一支玩具自動手槍對準溫斯頓，旁邊那大約比他小兩歲的妹妹也拿著一根木棍用同樣的姿勢對準著他。他們倆都身穿藍短褲、灰襯衫，脖子上係著紅領巾，這是少年偵察隊的製服。溫斯頓把手舉過頭頂，但是有種心神不安的感覺，因為那個男孩的動作中帶著股非常凶狠的勁頭兒，好像不完全是在玩遊戲。
“你是個叛徒！”那男孩大聲叫道，“你是個思想犯！你是個歐亞國的特務！我要槍斃你，我要消滅你，我要把你送去開鹽礦！”
突然，他們倆開始圍在他身邊跳著，嘴裏喊著“叛徒”和“思想犯”。那個小女孩的每一個動作都是在模仿她的哥哥。不知為什麼，這多少有些令人害怕，他們就好像兩隻老虎的小崽子，要不了多久就會長成吃人的猛獸。在那個男孩的眼睛裏，有一種既狡詐又殘忍的神色，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他非常想要打倒和踢倒溫斯頓，而且他也已經意識到自己很快就會到做這件事的年齡了。幸虧他拿在手中的不是真槍，溫斯頓想道。
帕森斯太太的目光不安地從溫斯頓身上轉到孩子們那裏，然後又轉了過來。客廳裏的光線較好，他非常有趣地發現她臉上的皺紋裏真的有灰塵。
“他們吵鬧得太厲害了，”她說，“他們因為不能去看絞刑而感到很失望，所以才這麼胡鬧的。我太忙了，沒法帶他們去，湯姆又不會準時下班回家。”
“為什麼我們不能去看絞刑？”那個男孩大聲地問道。
“要去看絞刑！要去看絞刑！”那個小女孩一邊叫嚷著，一邊還在那兒蹦跳著。
溫斯頓記起來了，今天晚上有幾個犯了戰爭罪的歐亞國的俘虜，將會在公園裏被處以絞刑。每個月大概都會進行一次，是很受群眾歡迎的公開展示。孩子們總是吵著要大人們帶他們去看。他同帕森斯太太告了別，就朝門口走去。但是他在過道上走了還不到6步，就有什麼東西打中了他的後脖頸，讓他疼痛難忍，就好像有條燒紅的鐵絲刺進肉裏似的。他轉過身去，正好看見帕森斯太太把她的兒子拖到屋裏去，而此時那個男孩正在把彈弓往兜裏塞。
“戈斯坦因！”當那個男孩被關到門裏時，還這樣叫道。但是最讓溫斯頓感到驚奇的，還是那個女人發灰的臉上那種無助的恐懼。
回到自己的公寓以後，他很快地走過屏幕，又在那張桌子麵前坐了下來，一直揉著脖子。屏幕上的音樂已經停止播放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吐字清楚的軍人的聲音，正在以一種非常殘忍的語氣朗讀一篇關於新式水上堡壘的武器裝備的報道，該堡壘剛剛停靠在冰島和法羅群島之間。
他想，有那樣的孩子，這個可憐的女人的日子一定是過得戰戰兢兢。再過上一兩年，他們就會日日夜夜都監視著她，試圖發現任何思想不純的征兆。現如今，幾乎所有的孩子都非常可怕。所有這些中最糟糕的是，通過像少年偵察隊這樣的組織，他們被有係統地改造成無法無天的小野人，但是在他們中間又不會產生違反黨的紀律的傾向。正好相反，他們崇拜黨以及一切與黨有關的事物。唱歌、遊行、打旗、遠足、持木槍操練、高喊口號、崇拜老大哥——所有這一切對他們來說都是一種無比光榮的遊戲。他們身上所有的凶殘本性，都被用來反對國家公敵、外國人、叛徒、破壞分子和思想犯。30歲以上的人都懼怕自己的孩子，這幾乎已經變得很普遍了。而且這樣做是有充分理由的，幾乎每個星期《泰晤士報》都會刊登這樣一篇文章，是關於某個偷聽別人談話的小密探——通常用的是“小英雄”這個詞——如何無意中聽到父母的一些見不得人的話，然後向思想警察揭發他們的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