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試驗所需自，時間隻是問題之一，可這一個問題就大得可怕。試想，你要克隆一個不同凡響、成績輝煌的外交家，好讓他照管遙遠未來的中東問題。你必須逮住並說服他摘下一個細胞。這也許不難辦到。但在此之後，你不得不等待他的胚胎長大，然後還要再等至少四十年。在此期間，你得保證，所有的觀察者耐住性子，在他前途未卜的童年和青少年期不去亂加幹預。
這還不算。你還得有把握能再造他的環境，大約還要造得絲毫不差才行。“環境”一詞其實意味著人群，因此，你要克隆的恐怕遠遠不止於那個外交家本人。
這是克隆問題的非常要緊的方麵。我們對於克隆而成的個體本身激動不已，卻基本上忽視了這個方麵。你用不著完全同意B．F斯金納（BF．skinner）的全部論點，就可以承認，環境就是能造成不同。而當你審視我們用“環境”意指什麼的時候，就會發現，它最終指的就是其他生人。我們用委婉語和行話來表達這個，諸如“社會力量”，“文化影響”，甚至還有斯金納氏的“言語群體”，但是，這些詞語真正的意思，是指鄰近的密密擠擠的人群，在講，在聽，在微笑，在皺眉，在給予，在保留，在勉勵，在推動·在愛撫，或對這個人掄起大棒。不管那些基因組說什麼，那些人對於這個人性格的塑成至關重要。真的，如果你僅有些基因組，而沒有人在其周圍，你會培育出一株脊椎植物，不會更多。
因此，一開始，你無疑需要克隆那個人的父母。這一點是沒有任何疑問的。這就意味著那個外交家不在場，即使理論上也不會在場，因為，當這個外交家本人初露頭角，被認為國寶時，你就不可能從他的雙親身上得到細胞了。你得把資格己備，堪稱其任，並且父母雙全的人們先行找齊，加以遴選，列出一個名額有限的單子。那父母也需克隆，而且，為了確保一致性，還得克隆他們的父母雙親。我想，你還需要有通常所需的手術同意書，填好，簽字畫押。如果我對於為人父母的情味有所了解的話，我敢說那是不容易辦到的。讓祖父母簽字畫押就更難了。
可事情還是剛開頭。實際上，根據現時的心理學思想，影響到一個人成長的，不僅僅是父母，還有那整個家庭。那麼，克隆那一家子。
然後，還克隆什麼？家庭每一成員成長的方式，都已經被在他周圍確立的環境所決定了，這個環境意味著更多的人，家庭之外的人們，同學，熟人，親愛者，敵對者，合夥用車入夥人，甚至，在一些特殊情況下，還有從地鐵站柱子那邊穿過來的與眾不同的陌生人。找到他們，然後克隆他們。
但是，這個規劃是沒完沒了的。外圍的每一聯係都有自己周圍的一家子，連同那一家老小各自的外圍聯係。得克隆他們全部。
要把這事作得圓滿，要想最終結局是一個人的真正複本，你真的別無選擇。你得克隆整個世界，少一點也不成。否則就沒有任何希望。
我們還沒有作這種規模的試驗的條件，而且我認為，我們也不願意去作。首先，那意味著用一個完全相同的世界來取代今天的世界，緊隨其後。而這就意味著不會有自然的，自發的，隨機的，幸運的新生兒。一個孩子也不會有，隻有那些現在在場的一對對的人工製品，再加上那些完全一樣的一對對成人，包括今天這些吃政治飯的，都是成雙成對。這太過分了，想都不敢想。
還有，當這整個試驗完成時，比如說五十來年以後，你怎樣得到有關結果的誠實無欺的科學讀數呢？在那一世界的某個地方，會有那個最初的克隆人，五十好幾的歲數，興許已被遺棄和忽視了，而在他的周圍，到處都是今天所有人的確切複本。那會是與今天同樣的一個世界，滿溢著今天人們的所有複本，連同他們同樣的問題的複本，可能都會因為不得不像我們今天一樣從頭再來重作一遍而心懷怨憤，恨死了那個最初的克隆人，要找他的別扭，跟他沒完，假如他們能找到他的話。
很明顯，即使那件事作得恰到好處，他們還是會尋找途徑，解決普遍不滿的問題。遲早有一天，他們必然會巡視四周，彼此看著，拿不準到底該克隆哪一個對社會有特殊價值的人，好讓我們擺脫這一切。於是，這件事就會周而複始，可能還要反複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