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的時候，倒是沒有想到出書。等到有了一些文字積蓄，這樣的念頭悄然萌生。但是，種種原因，多年未能付梓成書。一度放棄出書的打算，覺得出書的人越來越多，看書的人似乎越來越少。也許這隻是我的一種錯覺。現在看來，這種念頭終究沒有打消，盡管現在出書已經很濫，但是對於文字的情結卻彌久愈烈。
我愛詩，因而讀詩、寫詩。同時，也是因為工作的需要，寫了一些新聞通訊，曆史散文和理論文章。看到變成鉛字的文章，從驚喜到平常，對於文字的感情也開始從表層深入內心。回想起來，都是因為詩，引導著我走進了自己的思想與情感世界。
還記得1988年端午節那天，我的第一首詩《梨花》被寧夏廣播電台的《周末一小時》綜合文藝節目配樂播出。當時，我很激動。我不知道是巧合還是必然，在這個古老的“詩人節”，我的詩插上了音樂的翅膀飛向千家萬戶，讓我宿命地認為我應該寫詩。從此一發不可收，有很多的詩被播出、被刊發、被選錄到各種詩集裏，如《中國當代愛情詩精選》《中國精短文學集·詩歌卷》等。隨之，便有很多大學生、中學生來信索詩，有的甚至不遠千裏來看我。我感動了，在這個文學相對萎縮的年代，在這個詩歌逐漸喪失讀者的時期，我的詩竟然會受到這麼大的關注。於是，我想不是人們不去讀詩，而是詩不去關注人們。
我想起了從未謀麵的當代著名散文詩作家、福建省作協主席郭風。我遙拜他為我的文學啟蒙老師，雖然沒征得他的同意，但我們有兩次書信之緣。那是1987年5月，我還是吳忠師範學校的一名學生，衝著一股子年輕人不知天高地厚的闖勁，給美學大師李澤厚寫過信，探討關於“美的本質”的大問題，沒有回信。給散文詩大家郭風寫信，說了很多充滿崇拜的話，還寄了自己的拙品給他，就是集子裏的那首《淚》，竟然回信了。當時那首詩還是一篇散文，挺長的。說實話，我沒有指望著回信。可是，郭老很快回信了。信是用圓珠筆寫的，豎行，隻有兩句話。他的第一句話是給我的鼓勵，第二句話是這麼說的：“我以為，文章還是短一些好。”這句話給我印象很深，雖然那封信隨我幾次搬家，連同我的很多底稿都被拾荒者從簡易廚房裏“拾”走了，但這句話一直藏在我的心裏。也正是因為這樣，我把一篇散文改寫成了一首詩。隨後，我在寫詩時，特別吝嗇文字。我感覺到對文字的節省，其實就是讓文字自身去說話。
寫短，寫好，是我追求的目標。如何才能做到這兩點呢？要寫生活，寫自己的感受。我相信“人與我同耳”。我要把生活詩化，詩化生活。詩人應該是俗人，盡管俗人並不都是詩人。但我要自覺地做一個俗人，用詩人的靈性點化俗人的自信。我覺得這就是詩人的愛。詩人要為俗人分擔點什麼，就得先是俗人。
提到愛，在我的詩裏是洋溢的。愛人、愛家、愛國，基點卻是愛情。因為愛情本身是一則寓言：人類就是一對陌生男女因相愛相識相結合而延續到今天。也就是說，一切陌生，並不是最後的障礙，隻有愛推開了一扇又一扇陌生的大門。推開陌生的封鎖，這正是愛所分擔的。西方聖經裏的亞當夏娃和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的神話，其實就是在昭示這種陌生的終極是相親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