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岑之京的小說在刻畫人物性格上取得了成績，但是，也無可否認，有過波折，甚至失誤。這裏，隻要看一看作者同一時期在刻畫人物性格上的兩種情況就足以說明問題。
文化大革命中，當作者突破了“四人幫”設置的文藝創作的藩籬，便寫出了像《野梅橋下》這樣有一定人物形象的創作；而當不能擺脫它的束縛時，則寫出了像《魚的故事》（發表於1973年）、《師徒新曲》（發表於1974年）這樣一些人物形象雷同化的作品。前一篇小說，顯然．是在當時出現的“好人犯錯誤，英雄來指教。揪出老地主，演出就結束”以及“每個作品都要寫階級鬥爭”這個流行的作品公式影響下寫出來的。後一篇是配合當時“反驕破滿”運動的。就是作者的處女作《蠶房新事》（發表於1973年）這個有一定基礎的作品，在人物關係的設置上，也明顯受到當時有害的影響：正麵人物是一個女知青，有革新精神，但也有思想反複；對立麵人物是生產隊長，思想保守，反對革新；女知青的支持者是生產隊黨小組長，他既與生產隊長的保守思想鬥爭，又幫助女知青克服自身的弱點。正因為作者下筆不是麵對生活，從千差萬別、極其生動、豐富的人物和性格中，進行藝術的典型概括、創造，而是按照某種觀念、思潮的需要，去尋找或編排生活中的一些事例，並將它們倒在一個印模子裏“鑄造”，當然就會製作出這種千人一麵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不可能創造出具有鮮明個性特征的人物形象來。打倒“四人幫”後，作者成為專業創作人員。《木哥》（發表於1977年）、《星光下》就是這個時期的作品。前者在人物性格的刻畫上，卻遠不及後者。《木哥》用一半多的篇幅，寫“我”重返水鄉的感受和體會，這種鋪墊既顯得冗長，又多與刻畫木哥這個人物無關，可謂鞭長莫及。篇末給予木哥的一個“閃光”行動，平鋪直敘，未能探視人物思想的底蘊，因而不感人，立不起來。
岑之京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開始學習創作的一位青年。他發表的作品不多，有影響的作品更少。就是作者寫得較成功的人物形象，如《魚王昌》中的昌伯，亦未引起很大反響。這是值得深思的。當我們追尋作者性格創造的蹤跡，作了上述冷靜的回顧和剖析後，就更明顯地感到，作者在開掘人物性格的深度上，有較大的欠缺。如果說，作者注意了觀察和捕捉生活中那些能夠表現人物個性特征（如細節等）的東西，並追求在藝術表現上使得自己筆下的人物顯得生動有趣的話，那麼，作者在研究、分析和概括生活上所作的努力則是很不夠的。有時候，作者筆下的人物性格已經顯露出某些社會內涵和時代色調，但是，由於認識不深，開掘不力，未能繼續將人物性格深化。這說明，作者在思想認識和藝術表現上，駕馭整個社會生活的能力還較薄弱。今後，作者要在現有的水平和基礎上有一個大的突破，就必須充分認識自己在這方麵的弱點。不要隻滿足於在生活中尋覓和涉獵有著生活情趣的細枝末節的東西（當然這是需要的）。而是要時時注意體驗、洞悉和分析社會生活中那些具有鮮明時代特征，能反映生活本質或某些本質方麵的典型的社會矛盾，對一個曆史時代的社會生活（橫斷麵、縱剖麵、縱深度），要有強烈、敏銳、深刻的感受和真知灼見，對人生、社會、現實和藝術要有深沉的思考和強烈的探求精神，這樣，才能創造出有較大社會意義和認識價值的典型人物形象來。
此外，從作者筆下的人物來看，著力點是放在老一代人物身上。作者本人是年輕人，但作品中年輕人的形象卻很單薄。這裏，根本問題不是著力點的問題，而是對各種年齡、經曆、個性的人，包括同一代人的要求、願望、愛好還不熟悉和了解，尤其是對他們的精神世界缺乏透徹的理解和剖析。
我們衷心希望岑之京奮發、刻苦、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