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協調發展和區域協調發展是關係中國現代化前途的兩個大問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核心是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公平”和“效率”的問題，既要保證經濟快速增長，又要防止貧富差距擴大，造成兩極分化。事實上，地區差距不僅表現在東部和中西部之間，還表現在省、自治區之間以及在省、自治區內部。從總體上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內容主要包括總量、結構的協調和區域經濟關係的協調。目前，國內外就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在區域政策、區域融合、區域一體化等方麵的研究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尤其是協調發展的意義和績效、相關空間結構和規劃治理等更是研究的熱點。但是，為什麼要協調發展？實現協調發展的路徑有哪些？這些問題還沒有得到係統的回答，本書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探究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集聚增長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關係，並嚐試提出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路徑和方法。
本書的主要結論包括以下四點：第一，以往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解決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問題，如東西問題、南北問題東南沿海的高速增長與北方老工業基地的相對停滯並存。等，試圖通過各種途徑加以解決，但始終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主要原因是忽略了區域內部發展不平衡主要是由於城鄉發展不平衡造成的。本書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城鎮化水平和地區經濟發展狀況緊密相關，一般發達地區的城鎮化水平高，相對落後地區的城鎮化水平比較低。通過計量分析得出城鄉收入差距對全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是負，並且十分顯著。分地區看，東部地區城鄉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正，而西部卻是負。一體化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分階段性的。在區域發展均質化初期，區域經濟一體化將會提高貿易自由度，加快要素流動，使集聚力量占主導，在規模報酬遞增作用下形成“中心—外圍”結構，並使城鎮化水平在提高的同時城鄉發展差距逐漸擴大；集聚到一定程度，集聚力和擴散力同時在增加，擴散力的增長速度會超過集聚力，這時候規模報酬遞減開始在集聚地發揮作用，城市集聚地的生產要素開始向周圍擴散和傳遞，此時城鄉差距開始縮小，使區域內部向更高水平的均質化方向協調發展城鄉一體化與城鄉差距的關係第二，筆者根據馬丁和奧塔維諾（Martin和Ottaviano，1999，2001）關於集聚促進經濟增長的研究結論，在參考了克魯格曼（Krugman，1991）、馬丁和奧塔維諾（Martin和Ottaviano，1999，2001）、藤田昌久和蒂斯（Fujita和Thisse，2003）、亨德森（Henderson，1999，2005）以及許召元（2007）模型的基礎上，構造了一個分別帶有城市和農村的兩區域模型，並且納入了溢出效應和運輸成本，通過對城市集聚、收入差距和增長之間的關係分析，最後通過計算機模擬得出結論，即集聚產生的經濟差距和增長之間符合倒“U”型關係，城市集聚對收入差距的影響非常顯著，但是通過資本溢出帶來的技術轉移和本地“幹中學”效應可以加快落後地區的經濟增長，縮小與發達地區的收入差距。該結論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兩地區距離遙遠並且相對封閉時，資本溢出效應很小甚至為零，這時候收入差距與城鎮化水平有關，城鎮化水平高的地方收入也高。當處於經濟一體化狀態下，資本自由流動並且完全溢出，這時兩地區無收入差距。如果前提條件是兩個地區的城鎮化水平不相同，可以通過調節溢出程度來降低收入差距到某一位置達到均衡。結合中國的國情，要協調區域內部的差距，可以通過一體化的空間調整機製，如城市群的組團發展，增加彼此溢出效應。如果是實現東西部區域之間的協調，一方麵要加快西部落後地區的城鎮化發展，提高城市集聚功能，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同時增強自身的“幹中學”效應和對外來溢出效應的吸收能力；另一方麵要加強東西部之間的經濟互動，通過產業轉移和要素流動促進溢出效應向遠距離的落後地區擴散。模型不僅說明集聚對增長的促進作用，同樣也為區域經濟協調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提供了理論依據。資本集中會提高經濟增長率，但是過度集中反而會降低增長率。通過協調可以延緩發達地區的集聚進一步加強，而提高落後地區的產業集中度促進其增長。
一般情況下，集聚帶來的最直接的影響是發達地區福利水平提高，而落後地區福利水平惡化。對比新地理理論由於引入內生增長，那麼隻要交易成本足夠低，空間集中所帶來的創新率的提高同樣使欠發達地區受益。像中國的東部和西部交易成本比較高，遠遠超出溢出效應，所以東部的增長很難彌補對西部造成的損失。之所以選擇協調是因為永久的區際收入差異隻能縮小無法消除。隨著貿易自由度增加，貿易成本的影響在減弱，實際收入差異在縮小，但是名義收入的差異不會隨著貿易成本變化而變化，因此即使在完全自由的情況下，區際人均實際收入差異也不會消失。因此地區之間的協調並不能消除差距而隻能縮小差距。第三，在理論和實證研究的基礎上，筆者構建了一個以城鎮化為動力，以集聚—擴散機製為基礎，以產業結構調整和空間結構調整為路徑的分析框架，將城鎮化、城市群的擴張與增長極理論與現實應用結合起來，探索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有效途徑。
首先，集聚—擴散機製是城鎮化發展的基礎，在城市發展的不同階段，聚集和擴散各自所處的地位不同，在中心城鎮化階段，聚集機製起主導作用，在郊區城鎮化以及逆城鎮化階段擴散機製起主導作用。此外，筆者還認為擴散機製發生作用的原因除了規模不經濟以外還包括知識溢出，如果將負的外部性產生的擴散看作是被動擴散，則由知識溢出所產生的擴散就是主動擴散。集聚和擴散機製貫穿於區域經濟發展的整個過程，集聚主要導致區域局部地區的快速增長，那麼擴散將帶來整個區域的經濟發展。
其次，產業結構調整影響地區經濟發展的途徑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產業跨區域轉移，這種情況下轉入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是相對被動的；另一種就是伴隨本地區工業化、城鎮化發展而引發的產業結構升級以及區域內的產業分工，這種調整是內生和主動的。後者相對於前者而言，對區域產業結構的影響是緩慢的、漸進的，區際產業轉移無論對發達地區還是欠發達地區來說都是“雙贏”。產業轉移不僅有利於轉移方自身的結構優化和產業升級，還會提升被轉移方的產業結構，強化轉移方與被轉移方之間的外部聯係，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新型城鎮化下的地區經濟發展要轉變增長方式，由過去追求數量的增加轉向注重質量和效益的提高，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增強創新驅動力，構建現代產業發展新體係，需要依靠科技進步節約資源、提高效率，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特別是要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壯大，合理布局建設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建立現代信息技術產業體係，健全信息安全保障體係，推進信息網絡技術的廣泛運用。
最後，空間結構調整就是通過城市群內部網絡化、組織化的空間聯係，使區域內的人才、資本等要素擺脫行政束縛，在各城市之間自由流動，使資源在更大範圍內實現優化配置。新型城鎮化發展就是改變過去片麵追求城市規模擴大、數量增加、空間擴張的做法，推動城市現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態化、農村城鎮化，與過去相比，新型城鎮化更強調城市功能的完善和內在質量的全麵提升。在空間布局上，要強調城市集群化發展而不是單中心城市帶動，加速形成以城市群為主體、以特大城市為依托、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新型城鎮化體係。城市群內的所有城市可以共享交通設施、信息設施等公共資源，分享知識、信息外溢帶來的外部性，城市群內部的分工和合作具有規模化、集團化優勢，相當於廣域集聚中心，形成更廣闊的輻射範圍，通過城市群網絡體係的建立，加強彼此之間的溢出效應，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此外，還需要突出政府協調的重要性。
政府機製作為市場調節的必要補充，最主要是發揮引導作用，需要製定並不斷完善各項政策，確保相關機製的順暢運行，促進區域間的溝通和聯係，加快協調發展的進程。同時，加強交通網絡和產業體係建設，增強城市功能，提高輻射能力。第四，擴大內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也是調整經濟結構的首要任務。城鎮化是擴大內需最雄厚的潛力所在，也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以推進城鎮化帶動區域協調發展，重點加強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建設，把培育形成中西部地區城市群與優化提升東部地區城市帶結合起來，開拓經濟增長和市場需求的新空間2010年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中央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題研討班上發表重要講話。。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要“以增強綜合承載力為重點，以特大城市為依托，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以改善需求結構、優化產業結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進城鎮化為重點，著力解決製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大結構性問題”。城市群是區域城鎮化發展到高級階段的一種空間組織形式，其本質是區域一體化過程在城市空間形態上的表現。筆者從動態角度分析，城市群一體化是在通信一體化、空間一體化、政策一體化的基礎上形成的，其動力主要來自於微觀的集聚和擴散效應、中觀的產業發展和區域分工、宏觀的政府協調和推動以及科技進步和環境改善。本書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區域工業化和區域城鎮化是一體化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政府、FDI、科教、環境、物流是影響城市群一體化進程的重要因素。空間相關性分析也證實了相鄰城市之間存在互相影響和集聚發展的趨勢。
此外，筆者還總結出城市群一體化發展的模式：在城鎮化發展初期，區域內部的發展差距很小，但是整體發展水平很低，隨著城鎮化發展，中心城市快速崛起成為區域增長極，內部經濟差距擴大，而整體發展水平提高，這一階段可以看作是非均衡發展時期，當城鎮化發展到高級階段，城鄉一體化、產業一體化、空間一體化趨勢逐步形成。82研究展望筆者以係統觀為指導，將理論與實證相結合、微觀與宏觀相結合、內生因素和外生因素相結合，研究開放狀態下區域差異形成的原因以及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試圖以城鎮化與集聚、擴散的動態互動效應為基礎，通過產業格局和空間格局的演變機製，再結合政府宏觀調控來探討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路徑。從長三角實現不連續點經濟協調發展的成功經驗中找到規律，多目標、多視角地分析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形成條件和路徑依賴，尋求協調區域經濟的方法。鑒於篇幅有限，仍遺留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首先，筆者構造的數理模型當中假設居民是永久生存的，兩個地區的城市和農村人口總量跨期保持不變，在未來研究中可以考慮人口繁衍因素，使人口數量呈現動態變化，此外，在本書模型當中的多重均衡問題還尚待解決。其次，由產業升級導致的產業分工和產業布局的變化過程有待進一步研究，將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產業轉移的“雁形模式”修改完善，建立適合發展中國家內部的更加一般化的轉移模式，可以定量分析“產業轉移—區域產業分工—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三者之間的關係，探討產業的空間結構變化規律以及所導致的地域分工及其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如果深入研究的話，可以基於空間視角下處在不同等級的城市功能在產業空間布局中的定位和作用，包括城市群內部的產業關聯和產業分工的演化。再次，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條件和衡量標準有待進一步研究。對於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內涵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國家政策都給出過相應的定義，但大多數定義隻停留在定性層麵上的泛泛而談，從定量角度看，則更多偏重於分析區域經濟的發展差距。經濟差距隻是影響經濟協調發展的一個方麵，並不能作為衡量協調與否的判斷標準。協調與不協調並不是“二元結構”，衡量指標應該在一個連續的區間範圍內，可以根據指標值的大小劃分不同程度，如較協調（較不協調）、協調（不協調）、非常協調（非常不協調）等。弄清楚什麼是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以及判斷是否協調的依據和標準是檢驗一切方法、途徑合理性的重要依據。中國目前麵臨的主要問題是東西部差距過大，現有研究表明區域之間差距主要是由城鄉差距引起的，由於西部地區的城鎮化水平遠遠落後於東部地區，從表麵上看東部地區的城鄉差距反而大於西部地區。根據威廉姆遜的倒“Ｕ”型理論，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經濟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同。因此，加快城鎮化發展，縮小城鄉差距對區域差距的影響以及如何處理統籌城鄉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關係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最後，進一步明確新型城鎮化在不同地區階段性的發展目標和發展任務。既然是新型城鎮化就不是搞一刀切，采取統一的發展模式，應該結合本地區所處的發展環境、發展階段、發展定位因地製宜地采取差別化的發展戰略。從評價指標上也不能采取單一指標，而是要建立科學、規範的複合指標體係，目前，大多數衡量城鎮化的複合指標並沒有固定模式，本書主要是為“以城鎮化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提供理論依據，側重於分析二者之間的內在關係和作用機理，至於城鎮化發展水平與協調度之間的相關性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政策建議8.3.1建立統一市場，加強區域政府間的協商與合作我國還處於社會主義初期階段，市場經濟體製尚未健全。因此，在促進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比如，在我國目前市場化程度較高的長三角和珠三角，政府幹預得少，主要以市場調節為主，但在一些市場經濟不發達、市場體係不完善的地方，就需要發揮地方政府對資源的配置作用以及對市場的培育職能。培育市場體係需要動員社會各階層的力量，國營企業要參與市場競爭，要建立和發展民營企業製度，保護私人財產權利，鼓勵民間投資等；在大力發展商品市場的同時也要培育生產要素市場，建立起多層次、多種類、多功能的市場體係網絡；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和發展氛圍；建立、健全市場經濟法律體係，共同製定有效的區域市場交易規則；建立權威性的執法機構加強對市場的監管。韓國、中國台灣、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和地區正是借助於政府的推動作用促成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市場的快速發育，僅用了二三十年的時間就躋身於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行列。根據這些地區的經驗，地方政府要在社會普遍推行市場經濟原則並使之逐步合法化，解決市場原則和傳統倫理原則的衝突，盡可能地緩解經濟體製轉軌時期所產生的矛盾，保證平穩地實現市場化改革目標。此外，還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即政府隻能在市場機製尚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領域行使部分資源的配置功能，政府的主要職能是打破區域內的行政壁壘，建立起統一開放的共同市場。區域政府間的合作既包括區域之間的政府間合作，如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區間的合作；也包括區域內部的政府間合作，如長三角內部地方政府間的合作。由於各地方政府都有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動機，這會使合作不能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因此，必須加強區域政府間的對話，建立協商合作機製。首先，建立“利益分享和補償機製”，即在合作中處於優勢的一方給處於劣勢的一方必要的補償，使所有參與合作的地區都能獲得收益。其次，建立專門的組織機構來協調和處理區域之間關係。這其中要處理的關係包括若幹層麵：第一層麵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中央政府主要從宏觀層麵來進行全國經濟的戰略部署和總體發展規劃，地方政府則是在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從中觀層麵來落實這些戰略部署和規劃。第二層麵是不同區域的地方政府間的關係。雖然不同區域的地方政府有著各自不同的利益要求，但在市場經濟和全球化背景下，局部利益的實現已被融入到整體發展過程中，當不同地方的經濟利益出現衝突和矛盾時，協調機構就應當從區域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盡可能實現“雙贏”，甚至“多贏”。第三層麵是經濟區域內地方政府間的關係。它們之間的關係是依存大於競爭，因此要在平等、自願的基礎上，在保證整體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盡可能滿足各地區的局部利益。例如，在長三角區域內部的協調機製主要包括三個層次：一是自2001年起每兩年由三省（市）長參加的“江浙滬省（市）長座談會”；二是每兩年召開一次的由“長三角”16個城市的常務副市長參加的“經濟協調會”；三是“協作辦主任會議”，其職責是落實前兩個會議形成的決策和方針。雖然這種協調機製被看作城市合作發展聯盟的一種過渡，僅僅停留在非製度化階段，並不能取消原有的行政區劃和改變既定的利益格局，但是從現實角度看，確實對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