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中國家要求調整國際經濟關係、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促進國家間經濟協調發展的呼聲很高。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開始關注其內部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協調發展成為區域經濟學理論界研究的前沿和熱點。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戰略思想經曆了“均衡—非均衡—均衡”的調整過程。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工業基礎整體薄弱，沿海和內地發展極不平衡，“一五”“二五”計劃的製定確立了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的戰略，把經濟重心從東部沿海地區內傾到中西部地區，這一戰略取得了初步成效，內地的工業基礎得到加強，特別是西北、西南地區的現代工業從無到有，使當時工業部門不全、地域分布不平衡的狀況得到改變。20世紀60年代中期，由於中蘇關係惡化，“三五”計劃提出了三線建設的要求，在集中向三線地區投資的同時，將一部分工業比較密集的工廠和研究機構搬遷至西北、西南和中南地區。但由於區域均衡發展戰略忽視了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因而存在根本上的缺陷。70年代，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和對外關係的改善，中央對沿海省份的投資加大，對三線建設的投資力度減緩，新項目主要放在東部和中部的京津唐、長江三角洲（以下簡稱長三角）、山東半島、遼寧中部、江漢平原等地區。“五五”計劃時期是改革開放的醞釀期，從這個時期開始，區域經濟發展的戰略布局由內地向沿海轉移。改革開放後，國家的區域發展戰略從強調區域經濟平衡發展轉向重視經濟發展速度和宏觀經濟效益的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首先提出沿海優先發展戰略。隨著東部沿海的發展，國內區域差距日益擴大。進入90年代，區域協調發展作為一種新的發展戰略被提出來，國家先後提出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等區域發展戰略。
目前，我國政府的執政思路是重視城鄉協調發展、地區協調發展、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即“城鄉協調、東西互動、內外交流、上下結合、遠近兼顧、鬆緊適度”溫家寶在2003年3月的首次記者招待會上提出24字原則。。黨的“十八大”報告《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麵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將“三農”的發展作為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一項重要內容，把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報告指出，要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增強農村發展活力，逐步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共同繁榮。加快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製機製，著力在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麵推進一體化，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係。我國在區域協調發展的理論和實踐方麵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以區域政策為基礎的區域協調發展機製研究。
就全國範圍而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區域發展政策經過了四次大的調整：第一次是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實施了向沿海地區傾斜的區域發展政策，使廣東經濟在1980—1990年迅速崛起；第二次是1990年的上海浦東開發開放政策，使長三角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促進了上海、江蘇、浙江等東部地區的經濟和工業發展；第三次是於1999年底進行的西部大開發政策，通過財政支持來改善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促進西部地區的開放和開發；第四次是2003年以來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以及推動環渤海地區經濟合作的區域發展政策。事實上，因為中國麵積大，情況複雜，國家的任何一項經濟政策不可能對所有地區的發展起普遍的指導作用。歐盟和美國區域戰略的成功實施，得益於其規範、科學的區域規劃製度。而目前我國在東部、中部、西部的三大塊區劃基礎上，必須加快構建新的經濟區劃體係，合理定位各經濟區域的發展方向，促進區際和區域內部的合作；加速實施新型城鎮化戰略，加快區域要素和資源整合，培育各區域經濟核心增長點，推動區域要素的快速集聚，分步驟、有重點地推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二是促進區域融合和區域一體化的研究。
當今社會正處於競爭激烈的全球化過程中，全球化與區域集團化如何融合、如何促進區域一體化發展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教授馬科斯·陶伯（2005）指出，從國際角度看，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是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在區域一體化過程中，為了享受區域內貿易的好處，區域內部國家要讓出部分主權來給這個區域。例如，在歐盟內部，一方麵各個成員國失去了不少原有的國家權利，另一方麵則獲得了不少國家之上的權利2005年12月3日至4日在武漢大學舉行的由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聯合主辦的“區域差距、經濟一體化與經濟發展”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在資本流動方麵，應作出更多製度方麵的創新，通過各種交流使得製度融合並且更易於接受。
從目前的發展趨勢看，新一輪區域經濟整合從而實現區域共同進步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但許多現實因素阻礙了區域融合和區域一體化進程的步伐。產業轉移是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內容。國際間最典型的產業轉移是20世紀後半期的東亞，由於日元升值，導致日本勞動力供給狀況惡化（勞動力成本上升），日本的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紛紛轉移到東亞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隨著最先接受轉移的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又啟動新一輪產業轉移浪潮，這種產業轉移現象，一些經濟學者稱之為“雁形模式”。國外產業轉移的代表性國家是美國，在美國早期開發階段，當時製造業工廠通常設在靠近原料來源的地方，後來由於運輸條件的變化，工廠更傾向於設在靠近產品市場的地方，這促進了美國工業由東部轉移到西部，由北方轉移到南方。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有過一次較大的產業轉移，在當時特定的曆史背景下，沿海地區許多戰略產業，特別是和國防工業有關的機械、電機、化工等重化工業部門的大批工廠從東部沿海地區轉移到被稱為“三線地區”的西南和西北地區，目的是為了實現當時中央最高決策層所決定的“備戰”和“要準備打仗”的國家戰略。1955年在國務院“東錠西移”的政策指導下，上海的紡織產業也將大量的棉紗生產能力（有50萬錠）轉移到新疆地區，這些產業轉移都是計劃經濟的產物，是政府行為，和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行為主導下的產業轉移完全不同。（陳建軍，2002）從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狀況來看，產業跨區域發展會對產業所在地域以及轉入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區域經濟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一方麵，國際產業轉移對我國製造業的發展和產業升級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麵，國內地區間的產業轉移會成為區域經濟協作的重要途徑之一。城市是集聚經濟發展的產物，而集聚經濟會產生規模收益從而對經濟增長起推動作用，所以城鎮化反映經濟增長水平，而城鎮化水平的差異則反映地區經濟發展差異。城鎮化過程和產業結構的變動有關，第二、三產業的集聚和發展是城市產生和成長的前提，產業分工、專業化和社會化形成了產業結構的空間布局——不同規模和等級的城市體係。集聚經濟的規模決定城市的規模。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在於城市集聚產生的溢出效應，而溢出效應提升了創新能力。
中國對城鎮化問題的研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但僅從單方麵研究城鎮化和工業化之間的關係還遠遠不足以解釋現實問題，伴隨產業結構變動引起的產業集聚和擴散是導致不同地區增長快慢的根源。劉傳江（1999）認為產業結構的演進導致了經濟的非農化、工業化和服務化，產業空間布局的轉移導致了人口定居方式的聚居化、規模化和城市化。因此產業結構的變動和城市空間結構的演化之間高度耦合，產業集聚的規模決定了城市的規模，擴散效應和產業轉移又會導致城市體係結構的相應改變。城鎮化發展是聯係集聚經濟與城市空間結構演變的有效途徑。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達到6.91億，城鎮化率達到了51.27%，城鎮人口首次超過了農村人口，這是一件具有曆史意義的大事。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2012）》（簡稱《城市藍皮書》）指出，我國已結束了以“鄉村型”社會為主體的時代，開始進入到以“城市型”社會為主體的新的城市時代。在這一新時代，中國的經濟社會結構和空間布局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並呈現出新的特點，同時也麵臨許多新的問題和挑戰。《城市藍皮書》還顯示，北京、上海、天津3個直轄市已進入高級城市型社會。未來中國的城鎮化如果以每年0.8—1.0個百分點的速度快速推進，到2020年前後，中國城鎮化率將超過60%，屆時中國將整體邁入中級城市型社會。城市群或者都市帶的形成是城鎮化發展進入高級階段的標誌。城市群的發展模式有利於消除各城市之間的壁壘，加快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優化社會要素的配置，提高工業化效率，還可以通過各城市間的分工協作，實現單個城市無法達到的規模經濟。例如，美國三大城市群（大紐約區、五大湖區、大洛杉磯區）的GDP占全美國整體GDP的份額為67％，日本三大城市群（大東京區、阪神區、名古屋區）的GDP占全日本整體GDP的份額為70％，中國三大城市群（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唐）的GDP占全國整體GDP份額的38％（陳修穎和於濤方，2007）。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牛文元在首屆“城市發展國際論壇”上指出，應大力發展組團式城市群，已經形成的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唐三大都市圈應該作為實現中國城市化的重要戰略手段來推動和發展。組團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結構有序、功能互補、整體優化、共建共享”的鑲嵌體係，體現出以城鄉互動、區域一體化為特征的城市發展的高級演替形態。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在實施區域總體發展戰略中明確了區域經濟發展的方向，西部大開發以線串點、以點帶麵，推進重慶、成都、西安的區域戰略合作，推動呼包鄂榆、廣西北部灣、成渝、黔中、滇中、藏中南、關中—天水、蘭州—西寧、寧夏沿黃、天山北坡等經濟區加快發展，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振興東北地區重點推進遼寧沿海經濟帶和沈陽經濟區、長吉圖經濟區、哈大齊和牡綏地區等區域的發展。中部地區崛起重點推進太原城市群、皖江城市帶、鄱陽湖生態經濟區、中原經濟區、武漢城市圈、環長株潭城市群等區域的發展。東部地區率先推進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打造首都經濟圈，重點推進河北沿海地區、江蘇沿海地區、浙江舟山群島新區、海峽西岸經濟區、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等區域的發展。
2研究的意義
理論意義集聚和增長相互促進的關係已經在理論界得到廣泛證實。馬丁和奧塔維諾（Martin和Ottaviano，1999，2001）將羅默（Romer，1990）的內生增長模型與克魯格曼和維納布爾斯（Krugman和Venables，1995）提出的空間經濟學模型結合起來，以集聚和經濟增長互為自變量和因變量，構造出集聚與增長的自我增強模型來探討產業集聚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循環累積因果關係。在內生增長模型和新經濟地理模型之間有很強的相似性，它們解決的問題是相關的：內生增長模型的一個目標是分析新的經濟活動是如何通過技術創新出現的，新經濟地理模型分析這些經濟活動是如何選擇區位以及它們為什麼在空間上集中。新的經濟活動的產生和區位選擇應該是一個相關聯的過程。從方法的角度來看，這兩個理論的假設都是反映規模經濟的壟斷競爭型產業結構。由於貿易成本和遞增規模報酬的相互作用，工業部門將會向擁有較多最終需求和創新的地區，也就是增長更快的地區集聚，因而經濟集聚會隨著經濟增長而不斷增加。同時，經濟集聚會降低那些經濟活動較為集中的地區的創新成本，因而也會促進更快的經濟增長。但是需不需要協調以及如何協調等問題一直沒有形成共識。
藤田昌久和蒂斯（Fujita和Thisse，2002）的研究強烈支持集聚和增長互相促進的觀點，但同時也認為政策導向的擴散會損害全球經濟增長，因為甚至居住在“中心—外圍”結構下外圍地區的人們也會比在分散狀態下更加富裕。集聚、增長和公平之間的衝突並不是絕對的，隻有狹隘理解公平的時候才會存在衝突，如平均主義。而事實上差距擴大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還有待進一步研究。要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這個問題深入研究必須建立一個包含產業經濟學、區域經濟學、城市經濟學、新經濟地理學等多門學科，涉及非均衡發展理論、產業結構理論、產業轉移理論、產業集聚理論、城市化以及城市空間體係演化理論等的一個綜合分析框架。胡佛（Hoover，1937）把規模經濟分為三個不同層次：一是企業內部的規模經濟，即單個企業生產規模的擴大；二是某個區位上單個產業中所有企業的規模經濟，也稱地方化經濟（localization economies），即該產業在那個區位總產出規模的擴大；三是單個區位上所有產業的所有企業的規模經濟，也稱城市化經濟（urbanization economies），指聯係在一起的所有產業在該區位總經濟規模（人口、收入、產出或財富）的擴大。其中，地方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統稱為集聚經濟。一般來講，新古典經濟學常用集聚經濟來解釋城市的產生和規模。盡管地方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能夠說明城市形成與發展的原因，但地方化經濟對於解釋城市群的形成存在局限性。更重要的問題是，無論是地方化經濟或是城市化經濟，主要考察了單一城市內經濟行為主體所獲得的外部性，基本上沒有考慮與外部城市之間的交易，特別是地理空間上與之鄰近城市的交易。此外，它們強調的都是企業總體數量增加（規模經濟）帶來的正外部性，忽略了企業之間因產業選擇的異同、社會分工的深化而導致的正外部性。集聚經濟的本質是分工經濟，楊格（Young，1928）在其經典論文《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中從斯密定理出發認為，遞增報酬並不是由廠商或產業部門的規模所產生，而是由專業化和分工所產生。總之，新古典經濟學難以解釋城市群存在和發展的原因，包括城市群內部各城市之間分工與合作產生的協同效應等。有關區域經濟圈的研究，特別是與此相關聯的城市群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研究一直是國內外經濟學界、經濟地理學界關心的熱點話題。但多數研究主要集中在有關區域經濟圈的意義和績效，以及相關的空間結構和規劃治理上麵，而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區域經濟圈的內在動力結構和自組織形成機製以及區域一體化在實現區域間或者區域內部協調發展的功能方麵有待進一步探索。筆者在對國內經濟發展不平衡狀況進行定量分析的基礎上，探討中國區域經濟差距形成的內在原因，尋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一般規律和模式，整合要素流動、產業轉移和產業集聚等理論，從強化區域競爭力的角度，探討在新型城鎮化的背景下將產業結構、空間結構雙重調整結合起來實現協調發展的有效路徑。將城市集聚、城市功能演化與城市群空間結構的變動聯係起來，探索城市等級規模的發展模式和一體化的演變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