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亞運會拳擊預選賽的“風雲記者”
第一次開始幹記者活的時候，我還不是個記者。
1989年，那時候我還是煙台二中高二年級的語文老師。但那年在煙台舉行的亞運會拳擊預選賽上，我這個語文老師竟然成了所有外地體育記者眼裏“最出風頭的體育記者”——我記者生涯的兩個最重要的老師孫洪威和曹玉娟此後多年都調侃我說“尹老師那時最恨自己的是不會說西班牙語！”“那要是能同古巴教練對話上，那年的全國拳擊預選賽上尹老師絕對是最出風頭的人！”
那年頭煙台的紙媒中卻沒有後來我得以大出風頭的《煙台晚報》，最重要的《煙台日報》也沒有後來的任慶、王波等等能幹的體育記者。起初的煙台體育館中，最顯眼的是煙台電視台的記者：他們扛著那年頭普通百姓少有的攝像機在比賽場地上如入無人之境，頗讓普通百姓羨慕；而更“牛”的是中央級、省級的專業體育記者：他們同國字號教練和著名運動員們的熟悉程度，則讓所有本地記者們羨慕。
而兩天過後，比賽場地上“最牛”的人就成了我了！我不僅可以轉轉到攝像記者都找不到的地方，而且也可以同所有我想采訪的對象進行采訪了，而身後的煙台觀眾們，也開始知道那個高高的中學老師模樣的人，就是尹浩洋了：因為他們天天可以在《煙台日報》上看到我署名的各類比賽稿件了。
我能“牛”起來的因素其實不外乎“客觀”和“主觀”兩點：第一、煙台電視台的新聞當時並不能做到轉天就播出，而《煙台日報》每天晚上都可以等待我們的稿件。“煙台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體育記者”曹玉娟當時負責領導我采訪寫作，而另一個成天同我們在一起的孫洪威就是分管體育版麵編輯的煙台日報社文體部副主任——從這個角度上講，第二天需要怎樣的稿子，我是隨時可以從孫那裏了解到的，而怎樣采訪怎樣寫作當時的報紙稿件，則是“兩個老師”同時可以指導我的，而我同他們倆已然形成的親密關係，則讓我們自然地做到了“隨時琢磨隨時碰撞隨時商討”如何采寫的。從這個角度上講，我那時進入“記者”角色的順利，比現在很多老記者們遇到的采訪寫作環境都好。舉個例子：雖然在1989年電視還沒有很深入百姓家庭中，但是我們當時的選材就開始注意到了“避免和電視撞車”：我們專門挑選電視拍攝不到的鏡頭和場麵，寫出讀者關心的“細節花絮”，讓讀者“如臨其境”。這樣的文章讓現場看過比賽的讀者很歡迎，沒看到現場的讀者就更歡迎了。
當然，能做到這樣，也同我個人的因素分不開：第一，我當時身份是煙台二中的年輕教師，精力太充沛閑暇時間太多（回頭再講為什麼我這樣認為），再怎麼忙碌也感覺不到累；第二，我的性格屬於多血質，是那種很容易適應新環境新人物新任務的性格氣質：再怎麼陌生的人，我也可以因為工作很快地同他熟悉起來——後來和我同場采訪的“省城體育名記”於峰結婚的時候，就專門請我到濟南給他主持的婚禮。第三，我是一個很善於學習很勤奮學習的人；第四，采訪寫作對我是很新鮮的事情，我很樂意幹這樣的事情：興趣當然是最好的推動力。
2.連中三元後的訓斥
1989年春節後我代表煙台二中參加了全市教育係統的演講比賽獲得了第一名，然後代表教育係統又獲得了當年煙台市演講比賽的第一名，於是我成了到濟南參加全省演講的煙台選手。
1989年的春末夏初，我和黃亞林、曹宇宙3人成天在海邊的煙台工人療養院“封閉訓練”準備全省演講比賽。就在那段時間裏，我認識了當時參與培訓我們以後也是對我影響最大的記者孫洪威——當時他主編《煙台日報》的《文化廣場》。我們或正而八經地探討演講之道，或閑暇在一起打打“夠級撲克”，便越發地熟悉起來。我當時最大的優點是擅長現場命題演講——其實我在福山教學時便每每在開講之初要求學生們現場互相辯論比賽由我評判優劣。孫洪威便“啟發”我：“尹老師（這以後他同曹玉娟就經常稱呼我“尹老師”了。後來的年輕記者以為是尊重其實隻是朋友當年對我職業的尊稱而已），你現在的水平寫點兒稿子給我們登登是沒有問題的了。”
我是很喜歡看報紙的：小學一到三年級我們市府街小學的傳達室大爺最喜歡的就是我——為了天天能到他那裏看給老師們訂閱的報紙，我天天找機會去幫助他幹零碎活呢。但是給報紙寫稿子讓自己的文章變成鉛字，那對我是個很大的夢想！煙台廣播電視報的李光耀記者寫了個“豆腐塊”般的稿件說我參加煙台市演講比賽獲得第一名。隻因為上麵有我的名字，那“豆腐塊”就讓我很珍惜地保存起來了。現在版麵編輯老師竟然鼓勵我寫稿？
我便很用心地找了一些孫洪威編輯的《文化廣場》看。覺得看出感覺了，就寫了一篇評論送給了孫洪威。沒想到他看了後竟然連聲讚揚“好！尹老師果然是語文教師出身，出手不凡呢！”於是沒有幾天後的星期五，我的文章便變成了鉛字赫然刊登在《煙台日報》上了！
聽到校園裏老師學生們的紛紛讚揚，我來了幹勁，天天想著怎樣寫出更好的文章。於是連續3個周的星期五都成了我的“節日”：每逢星期五出版的《文化廣場》，周周都有我的評論刊出。我想，這文章也沒有什麼難寫的呢。恰逢當時我和煙台二中語文組的張春樹、李世慧老師合編的《議論文寫作彙編》印刷出來：自己參與編寫的文章都彙編成學生的參考書了，那個得意勁兒就不用說了，連走路都感覺有些輕飄了。
沒有任何預兆的，我第四篇稿件被孫洪威罵了個狗血噴頭！
大概我的那篇稿子語言太類似“文化大革命遺風”了，洪威除了在文字上大加貶低了我一番之後，更多的是說了做人的道理：不能把人一棍子打死。有些人現在你看上去是犯了錯誤的，但第一不能就此否定他的以往，第二不能因為政治否定他在學術上的以往成就，第三我們現在發這樣的稿子總給人落井下石的感覺——總之是不好的意思。習慣了受到表揚的我，當時在《煙台日報》文體部的編輯部裏腦子就一片漿糊搬的感覺了：從當教師後就沒有人在辦公室這樣批評過我！
但是我至今很感謝孫洪威對我的那次批評：如果說我前3篇稿子的順利發表增強了我的自信，讓我在新聞事業上有了良好的開端；那麼這戛然而來的批評則讓我保持了清醒，讓我時時警惕自己。而他對我的批評不僅讓我學會了寫稿，更讓我感覺到了“好好做好一個好人”的好處：真的，以後我確實發現，生活中“好好做一個好人”真好！
我因此永遠難忘那次“連中三元後的訓斥”。
3.“通訊員得獎”竟然還“省市顛倒”
現在的《煙台晚報》副總編曹玉娟比我小了4歲，雖然我從來沒有稱呼過她“曹總”幾乎一直直呼她“小曹”，但內心我一直很尊重她：因為她不僅也算我新聞行業的一個老師，而且她為了我曾經引起了煙台新聞行業的“地震”或說是“破天荒”。
北京體育大學畢業的曹玉娟應當算煙台市第一個真正的體育記者，1989年認識她的時候，她在日報文體部分管科教文衛口。在她的部副主任孫洪威的介紹下初次見麵就有些“怵頭”她：雖然有禮貌也熱情，但總感覺她骨子裏是一個很高傲的人。其實後來了解多了就知道小曹還算是很好交往的人——但開始交往的時候，或許因為她媽媽當時是我任職的煙台二中的“頂頭上司”（時任煙台市教育局領導）有些“怵屋及烏”，或許因為她當年北體大畢業生的資格確實很傲人，或許因為她的科教文衛的新聞業務確實很熟悉而“牛”。反正總感覺煙台日報社的小曹，是很“牛”的編輯記者。感覺那時候的小曹，不僅絕對屬於報社裏很有業務能力的也是引領潮流的很時尚很前衛的記者。
但後來漸漸熟悉了，我寫的稿件也不僅限於時事文化評論而且消息通訊之類的也寫了不少，尤其是給煙台京劇團出訪拉美寫了整版通訊《我們和太陽一起行走》以及共同給老朋友的華聯商廈文化活動寫了《經營中的文化和文化中的經營》等深度稿件後，小曹逐漸對我越來越“滿意”了。而我畢竟不是科班新聞專業出來的，越來越多的各類稿件能得到編輯的賞識也是我很高興和快樂的事情。於是便有了我和小曹的“第一次握手”：借助我在中學當老師而且同學生關係良好幾乎無話不談的“地麵優勢”，借助小曹多年報道衛生口新聞並且占據戰略高度的“高度優勢”，我們倆合作在“世界戒煙日”前夕共同策劃了一篇反映校園“小煙民”現狀的整版深度大稿《莫讓鮮花在煙霧中凋謝》。文章發表後，不僅在學生家長和老師們中間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也在新聞業內引起了很好的反響：畢竟之前沒有任何一個記者可以那樣深入細致地走入學生們的內心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