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地方，叫北盛倉，屬瀏陽市的北鄉。近代以來，瀏陽出過許多名聲顯赫的人傑，但我們的那個趙家大屋，卻隻出一些不安分的小人物。多為工匠、腳夫、販夫走卒之類，不耐煩耕田種地，總想著往外跑。我記憶中他們常跑的地方，是江西的銅鼓，萍鄉一帶，不曉得那崇山峻嶺的崎嶇路上，到底有什麼東西在吸引著他們。
我的父親就屬於這些人中間的一個，他是個木匠，在我未出生之前，他已經在那樣的山路上跑過不知多少趟了。後來，好像連這樣的山路也跑煩了，他就和我的舅爺一起，報名參加了王震的招聘團，遠赴新疆，而且去的是南疆的和田，距故鄉有萬裏之遙了。父親當時是穿軍裝的，屬新疆軍區後勤部編製，任務是製作織布機，以幫助南疆發展紡織業。從山清水秀的南方跑到塔克拉瑪幹大沙漠的南端，遠離家鄉，我不知道父親飽嚐的鄉愁是怎樣的滋味，亦無法想象他是怎樣度過那幾年的艱難歲月的，在我長大成人後，向來沉默寡言的父親也從來沒有向我講述過他的這一段經曆。我也沒有向他探問過。我所知道的大致情況是，父親1950年進疆，1956年轉業到地方，成為橋工隊的木模工，這期間舅爺因想家和無法適應新疆的水土和氣候返回了老家，而我父親卻堅持留了下來，他堅持留下的理由我至今也是不甚了了，跟湖南相比，新疆是個荒涼遙遠的地方，選擇這樣一個地方作安身立命之所，沒有充足的理由是很難下決心的。
我常想，假如父親當時選擇了和我的舅爺一起回北盛老家，我的生活就會是另外的一種情形，而由於他做的是另一種選擇，於是也就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
父親離家赴新疆時，我隻有兩歲，到我10歲的那年，才見到被我無數次想象過的他的真模樣。那是1958年的暮秋，在長沙的一家客棧裏，回湘探親的父親站在我和母親麵前，矮小，清瘦，納言，好像還有點羞怯，總之和我想象的偉丈夫相去甚遠。一個浪跡天涯的人所該有的滄桑感和風塵感，在他身上存留很少，看上去倒是有點像個書生。而且很年輕，幾乎可以說是眉清目秀。麵對這樣一個真實的父親，我感覺十分陌生，多少還有點隱隱的失望。
在長沙逗留的那幾天裏，我知道了父親是個愛讀書的人，他隨身帶的書裏，除木模工手冊外，還有《紅旗譜》和《大地的海》等文學類書。在他和母親上街的某天，我還在他的皮夾裏發現了一個女人的照片，那女人穿著列寧裝、大辮子、大眼睛。這個被父親藏在皮夾夾層裏的漂亮女人，肯定是父親的情人，我牢牢記住了她的樣子，然後把她放回原處，心跳加速，滿臉燒紅。父親的這個隱私，我一直深藏於心，沒有告訴過任何人，但在20世紀90年代初《當代》發表的我的中篇小說《西邊的太陽》裏，我選用了這個細節，那時候他老人家還活在人世，但已經大病纏身，死神在不遠的地方，漸漸向他走近了。父親對兒子的作品，可能唯一讀過的隻有《遠巢》，這篇《西邊的太陽》，我肯定他不會讀到。
我和父親的關係，一直處得不很親近，一是由於在他身邊的時間比較少，二是由於彼此的奔忙，他的精神世界到底是怎麼樣的，我從來沒有真正進入過，我對他的人生，是遠視，其中還夾雜有想象和揣測。我認為世上的父與子，真正能做到親密無間的很少，彼此的愛，是深藏於心的。
父親闊別故鄉八年後回到趙家大屋。在老家呆了大約一個月，然後再次返程，回新疆去。這次去新疆，多了母親和我，祖母堅決不願同行，父親隻好讓她老人家留在故鄉。我至今還不能忘記和祖母生離死別的那個場麵，祖母死於三年災害時期，這次的分別，真正是永別。
在老家的那段時間，父親把隨身帶的幾本長篇小說，送給了他少年時代的幾個朋友，唯有那本《大地的海》沒有送人，在西去的列車上，我似懂非懂地讀了這本書，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文學閱讀，並且記住了端木蕻良這個作家的名字。
10歲這年，隨父母遠行，跨過瀏陽河，去新疆的渭幹河，這是我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在此之前，我去過的最遠的地方，是北盛倉鎮，加上長沙，沒有超過100公裏範圍。而這次的長路，是數千公裏。目的地是父親的渭幹河大橋工地。橋工隊正在那裏建一座大木橋，那是座宏偉的橋。
那時已經是冬天了，從老家出發，到長沙上火車，逶迤一路，越走越荒涼。而蘭新鐵路當時的盡頭，是甘新兩省區交界的紅柳河。那兒既無紅柳也沒有河，有的隻是無盡的黑色荒原，白日西沉，幾十頂營帳在冷風中獵獵飄動，從列車上下來的人，分別被塞進這樣的帳篷，在此度過漫漫長夜，等候車輛流往各地。那個幾十個人擠在一起的夜，讓我終生難忘。帳篷裏沒有火，隻有凍得鐵硬的裸地，冷風貼地席卷而來，凍得我號啕大哭。這是我最早領教的西部，在沉默中等待天明的人們，讓我知道了往西邊去謀生的人們的堅毅和忍耐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