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至1909年，俄羅斯探險家科茲洛夫、英國探險家斯坦因相繼來到黑水城，發掘出大量宋、夏、金、元時期的西夏文、漢文、古藏文、八思巴蒙古文、回鶻文等文種刻本、寫本。這次發現，與殷墟甲骨、敦煌遺書一起列為中國三大地下文獻發現。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這批珍貴文獻一出土便流失海外，並且分散到俄、英、法、日等國。其中，由俄國探險家科茲洛夫在黑水城掘走的大批宋、西夏、金、元時期的寫本和刊本藏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
20世紀90年代以前，由於種種原因，這批文獻基本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尤其是漢文文獻與西夏文佛教文獻，俄方僅編製發表了部分專題敘錄。由於缺乏大量可信新材料，眾多研究者隻好在論著中大量使用清人張鑒《西夏紀事本末》、吳廣成《西夏書事》及民國戴錫章《西夏紀》等二手資料。大量使用清人的輯錄著作，導致西夏史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長期在低水平上徘徊。這種建立在二手，甚至三手四手資料基礎上的研究，是黑水城文獻全麵公布前西夏曆史研究一個頗為突出的問題。
20世紀80年代後期，隨著中蘇關係的改善，徐莊先生敏銳地感覺到全麵影印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獻》成為可能。她與俄羅斯方麵多次接洽，書信往來多達數十封，俄方終於同意了由寧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俄藏黑水城的珍貴文獻，並在1990年4月達成協議。而俄方在經濟相對困難時期提出翻拍這些文獻的價位也極為便宜，折合人民幣不過幾十萬元。誰知，就在徐莊先生滿心歡喜的同時，已有告狀者接踵而至。雖經努力，徐莊先生最不願看到的事情還是發生了。由於寧夏方麵種種原因，遲遲不能執行協議，俄方最終將出版權授予了更為專業團結的上海古籍出版社。20世紀90年代，大型珍貴文獻《俄藏黑水城文獻》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與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影印出版。全書按漢文部分、西夏文世俗部分、西夏文佛經部分三大類編排。該套文獻的主編是中方的史金波、魏同賢和俄方的E．N．克恰諾夫教授。漢文部分主編是李偉國，副主編是白濱；西夏文部分主編是史金波、克恰諾夫，副主編是聶鴻音。全套書不僅包羅文獻宏富，數量巨大，而且都是宋、西夏、金、元時代的方籍，距今有700～900年的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
《俄藏黑水城文獻》出版後，《英藏黑水城文獻》《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獻》也陸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徐莊先生說，上海古籍出版社實力雄厚，專業人才多，《俄藏黑水城文獻》由他們及時出版，於西夏學研究界是幸事。說話間的淡然，透出先生作為出版人和學者身上難得的包容與中肯。這是某些國內西夏學研究者、研究機構以及出版機構都有所欠缺的。
2005年8月，在銀川舉行的第二屆西夏學國際研討會上，由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中心聯合國內20多個文博與學術單位整理出版的《中國藏西夏文獻》，與寧夏社會科學院編輯出版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獻》出現了課題碰車現象，在參加研討會的國內外專家學者中引來非議。兩套叢書內容均以國家圖書館收藏的西夏文獻為主，全國各地收藏的西夏文獻為輔，《中國藏西夏文獻》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獻》由甘肅人民出版社與敦煌文藝出版社出版。兩套叢書內容雷同，編纂分別曆時4年、8年，均耗資不菲。兩家學術機構通過不同渠道爭取經費，彼此知道對方有相同出版計劃，但沒有進行有效的資源整合，導致出現了兩套叢書爭輝的局麵。來自北京的一位學者說：“國家學術科研經費有限，兩家各自為政，無疑是在進行內耗，實在令人遺憾！”另一位學者也表示，當事雙方應當從這件事中吸取教訓，加強學術研究的溝通與協調，避免此類問題再次發生。
然而，讓出版成就學術，不但需要科研機構人員開闊心胸，以學術為重，還要求每個有責任感的出版人踐行出版人的責任和義務。畢竟，沒有出版界的推波助瀾，此等烏龍之事斷不會發生。
徐莊先生一心一意為出版，不圖名利的樸實作風深深感化著她的身邊人，也使筆者受益匪淺。
1999年夏天，筆者自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畢業，在初入寧夏人民出版社工作時，即受到當時仍被寧夏人民出版社返聘的徐莊先生的影響。2000年年初，為編寫寧夏出版史誌，我跟隨徐莊先生在區內各縣奔波，搜集相關資料。在同心縣，當她發現康濟寺塔因缺乏管理塔基有過火痕跡時，深深地為這座殘高39．2米的西夏密簷式磚塔擔憂。而當徐莊先生看到珍貴的西夏文燙金佛經被存放在一個簡陋的倉庫裏時，不無心痛地跟我說，如果政府不能及時對這些文物做搶救性保護，我們出版人有義務趕在這些文史資料毀壞之前做好整理出版工作。徐莊先生在隨後的考察中特意約來縣上有關負責人，敦促其盡快向各級部門反映情況，申請經費，改善本地文物保護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