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於賀蘭山衝積扇上的西夏陵區方圓50多平方公裏，地勢坦闊，在地麵無法拍攝到陵園全景。陵區附近的航空兵某師調動“運5”飛機，派出最有經驗的飛行員，以嫻熟的技術駕機在空中盤旋，攝影師迅速按動快門，航拍下一幅幅彌足珍貴的照片……20年後的今天，這些照片中，有些已成為不可再現的絕版。令杜玉冰深感欣慰的是，直到今天，許多專家學者的研究文章仍在沿用這次調查測繪中獲取的第一手資料。
2000年5月，“迦陵頻伽”（又名妙音鳥）在西夏王陵3號陵出土，這是一尊人頭鳥身，雙臂殘缺，被譽為堪與埃及獅身人麵像和古希臘斷臂維納斯相媲美的精美石雕像，它的出土被稱為中國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發現。
作為主要參與者之一，杜玉冰對妙音鳥有著獨到的見解和詮釋，第一件複原的妙音鳥造像也是她親手拚接的。近20年前，中央電視台曾經播放過一部介紹西夏王陵的電視專題片，其中的華彩章句，杜玉冰至今仍記憶猶新：“這些斷續相連的高台長牆和俯拾皆是的斷綠殘紅，說明這裏曾有過磚砌石雕的亭台樓閣和走獸飛仙的碧瓦重簷，而現在看到的是就地掩埋了的瓦礫……”在這位女考古學家的想象中，假如3號陵得以完整地保存至今，一定如這段解說詞中所描述的那樣“走獸飛仙”……
畢生癡迷於西夏考古，視生命與事業同等重要，這便是杜玉冰的考古人生。
長期以來，由於西夏史料的匱乏，人們對地處祖國西北邊陲，立國不足兩百年的西夏製瓷工藝知之甚少，以致1980年前後編纂大型誌書《中國陶瓷史》時，造成了西夏瓷的空缺。這一重大缺憾，引起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馬文寬研究員的關注，導致他涉足這一領域，進行積極探索，獲得了重大發現。
事情緣起於1983年調查內蒙古居延漢代烽燧遺址時，馬先生與西夏至元代某處遺址的不期而遇，又於行程中不時撿拾到宋元時期的瓷器碎片，卻不曾想，正是這次行程將馬先生引到對寧夏靈武磁窯堡窯址的調查發掘中。出於對瓷器的偏愛，經反複審視和推敲，馬先生發現有些瓷片既不同於南方諸窯，也有別於北方窯口之產品。尤其是從采集到的一件茶葉末釉褐色梅花點紋大甕來看，更不像是經過長途運輸來到這裏的。他據此推測：在距居延不太遠的地方，當有窯址存在。
學識淵博的馬先生既知寧夏曾是西夏故國的中心，亦知《嘉靖寧夏新誌》中有“磁窯山，（靈）州東北60裏，為陶冶之所”的記載……一種渴求探索的情愫，促使他在調查結束後返京途中告別隊友，毅然踏上寧夏這片西夏故地，探尋曾經失落的文明。寧夏博物館派出三位同誌與馬先生一道前往距銀川百餘裏的靈武磁窯堡窯址進行勘察。途中，回族駕駛員王振海師傅無意中提到窯址附近有個煤礦，這對馬先生來說是個十分重要的信息。他知道煤礦露頭或夾層中隻生有“高嶺石質泥岩”和“高嶺石泥岩硤矸”這兩種優質的製瓷原料，但一個瓷窯遺址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原料、燃料和水。那麼，這裏有沒有水？水又在哪兒呢？剛一閃念，汽車便駛過一座水泥橋，陪同他們調查的一位縣裏的幹部說，橋下的小河叫大河子溝，是從窯址旁邊流過來的。馬先生心頭一喜：真是天意啊！到了目的地，經過兩天深入細致的工作，馬先生采集到大量瓷器、窯具殘片標本，草繪出遺址地形圖和部分遺跡圖。每晚回到旅館，馬先生顧不上休息，忙著清洗瓷片，反複觀察、思索，基本判定該窯址出土的一些具有宋代風格的瓷器殘片和其他窯址所不見的褐釉瓦件等，既然出自與宋王朝並存的西夏中心窯址，那麼就應是西夏瓷了。
1984年，馬先生再次來到寧夏，主持了磁窯堡窯址的發掘工作，連續三年，於每年7～9月間進行。窯址地處沙漠地帶，氣候幹燥炎熱，曬得人皮膚爆裂，顏麵生疼，參加發掘的同誌每天騎車往返八公裏，還需步行近一公裏的沙漠地段，回到住處已是麵目全非。然而大家不氣餒，不叫苦，每每於黃沙泥土間苦中作樂，別有一番情趣。艱苦的工作磨煉了他們的意誌，發掘的收獲更給他們帶來了無限歡樂。這一切，唯有身臨其境者方解其中味。
三年的田野調查收獲甚豐：發掘了厚厚的西夏和元代地層，3座西夏窯爐、8座西夏作坊……共出土3000餘件瓷器、工具和大量瓷片，多為西夏埋藏。西夏錢幣、墨書西夏文瓷片及墨書漢文西夏年款瓷片的出土使考古工作者們欣喜若狂。通過對大量出土文物標本的分析、研討，基本弄清了西夏瓷的內涵與特征，確立了西夏瓷在中國陶瓷史中的地位，為研究西夏王國的物質文化和曆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這些文物有的至今仍陳列於寧夏博物館，有的被納入“西夏文物展”赴北京及各地展出。1994年，馬先生爭取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基金的資助，於1995年（他退休的前一年）正式出版《寧夏靈武窯發掘報告》，了卻了自己多年的心願。
如今已是寧夏大學西夏研究所副所長、成果甚豐的年輕的西夏學者韓小忙還記得，1987年大學畢業分配到考古工作隊的當天，他就被派到西夏王陵工地，配合杜玉冰發掘陵區北端的建築遺址。幾天後，隨著牛達生先生的到來，三人開始一起討論發掘3號陵東碑亭遺址的計劃……在這裏，韓小忙從第一次親手發掘開始親曆西夏考古，第一塊西夏文殘碑的發現，使他“深切地體會到自己已確確實實進入了西夏研究領域，並且開始憧憬未來”，清理出的大量碑座，且與以往的發掘所得有所不同，更使他備受鼓舞——“也許今天自己在西夏研究方麵的成就，早與這些偶然的發現有著某種前因後果的關係亦未可知。”
第二年，所裏沒有布置具體的發掘任務，韓小忙懷著探究的目的再赴西夏陵區。他用半個月時間踏勘了整個陵區，近處徒步行走，遠處先借助自行車到達目的地，然後進行徒步考察，每晚整理記錄考察中所獲的數據資料。簡單的生活充實而歡愉，獨往獨來，樂在其中。在考察中，他一麵為如此豐富的陵園遺跡無人進行專門係統的研究而深感惋惜，一麵立下誌向，決意將西夏研究作為自己畢生的事業。他曾這樣吐露心曲：“一個欲把西夏研究看成是自己學術生命的人，鍾情於西夏王陵是不言而喻的。”一次，他把自行車扔在戈壁灘上，一個人漫山遍野地瘋跑，回來時竟然找不到自行車的蹤影；還有一次回住處的路上，一不小心騎到路邊的草叢中，紮壞了車胎，隻好推著自行車步行了近十公裏……
1989～1990年，韓小忙有幸參加了迄今為止最全麵係統，也是最大一次的“摸清家底”的工作——西夏王陵第四次調查測繪，先後有杜玉冰、牛達生等十多名同誌參加。繪圖工作由寧夏建築設計院測繪室承擔，交通工具是用僅有的經費從旅遊部門租來的一部日產“巡洋艦”。在約50平方公裏的陵區範圍內，他們不知用雙腳丈量了多少遍，在戈壁荒漠上留下多少足跡。在這次大規模的測繪中，摸清了帝陵和陪葬陵的數目和分布；帝陵與陪葬墓、陪葬墓與陪葬墓之間的關係；各陪葬墓的形製大小、規模布局等長期以來懸而未決的問題；首次以圖紙的形式反映了陵區全貌；完成了各種比例的陵區陵墓分布總圖、各分區陵墓分布圖、帝陵和部分重點陪葬墓平剖麵圖等。早期的田野作業，使韓小忙積累了豐富的考古知識和經驗，為他日後成長為一名優秀的西夏學者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
1999年，寧夏文物工作者在整修賀蘭山雙塔（俗稱北寺）時，發現了不少塔的基址，並探明此地是一處大型塔群建築遺址。隨即組成拜寺口北寺塔群考古隊，由杜玉冰（領隊）、孫昌盛、王惠民、朱存世和董光宇組成。畢業於吉林大學考古係的年輕的西夏考古工作者孫昌盛，事後以幽默詼諧的筆觸，饒有興致地記述了這次考古中的趣事。
山上工作條件艱苦，生活單調而枯燥，他們每天吃的蔬菜都是單位派車從山下送上來的，一旦單位有急事，就有可能啃幹糧、吃白飯。遇上沒菜吃的日子，大家就合夥買隻羊羔解饞。有段時間，賀蘭口和蘇峪口一帶的羊隻中流行口蹄疫，把鄰近的村民搞得人心惶惶，他們每天都在村口撒上石灰，給晚歸的羊群殺菌消毒，防疫站工作人員還給所有的羊隻注射了疫苗，盡管拜寺口一帶始終未發現一例疫情，但大家這段時間一直不敢吃羊肉，實在饞得受不了，就出高價從農民家裏買隻土雞，有時還從山下帶瓶銀川老白幹——在佛教聖地喝酒吃肉，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