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這部作品的新版本即將麵世之際，對於已經熟悉我的讀者們我又該說些什麼，好讓我們彼此之間可以進一步互相了解呢？可能什麼也不必說了吧。我們彼此之間已經非常了解對方了。作為向導，我已經向他們提供了某些戶外的東西和一些室內的東西。在我自己看來，我認為讀者已經接受了我。總體看來，讀者對我滿意的程度已經大大地高於我自己的意料之上。為此我自是心存感激，那我為什麼還要再說呢？既然我都已經開始說了，那我就多閑聊幾句，多閑扯上幾分鍾吧。
距我的第一本書《醒來的森林》出版迄今已有將近四分之一世紀那麼久了。從我寫完那本書的主要章節之後我又在這個世界上活了這麼多年頭，期間又有其他集子陸續出版並且連續不斷。每當有人問起我已經寫了多少本書時，我經常不得不停下來算一算。我想一個大家庭的母親無須先數一數自己的孩子有多少個，然後再回答說自己有多少個孩子吧。她的眼前會浮現出所有孩子的麵孔。據說一些原始部落的人數數至多隻能數到五，然而他們卻擁有非常多的家禽和牲畜。可是每一個土著人都知道所有的家禽和牲畜是不是都趕回來了，他們靠的不是數數，而是靠記住每一頭家禽和牲畜的特征。
土著人每天都和他的牲畜在一起，母親總是在內心深處源源不斷地愛著自己的孩子，但是當一本書離作者而去的時候，在某種程度上它將再也不會回來了，就像果實從樹上掉下來就再也回不到樹上一樣。然而，每個作者坐下來談起自己所寫過的書時，就像為父者談論起離開家門獨自出去闖蕩的兒子一樣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與父親和子女的關係相比，作者與書的關係更為直接一些，更具有個人色彩一些，畢竟它更依據作者本人的意願和取舍。無論其運氣如何，書是不會有變化的，一開始作者是怎麼寫的，到最後它還是保持著作者原來所寫的樣子。兒子是祖先血脈長期進化出來的結果，並且一個人對這個或那個特征所承擔的責任通常是非常小的；而書卻是作者心靈的真實寫照，或博學多識或愚蠢荒謬均取決於作者的筆端。因此，如果回避討論我的這些聰明孩子的種種優缺點，或是我對這些書嘮叨一些不為外人所知的評述，我相信我的讀者是會體諒我的。
我認為我自己不能夠把我的這些書視為自己的“作品”，這是因為在創作這些作品的過程中我幾乎沒有“勞作”，所有的這些書都是在娛樂中完成的。我去垂釣，野外露營，劃獨木舟，而這些新的文學素材便是結果。當我在閑逛、睡覺的時候，我的莊稼成熟了。而寫這本書隻不過是我對在原野和樹林裏的度假的更美好的回味，似乎隻有將之付諸筆端它才能打動我，從而成為我的一部分。
我有一個朋友，現已是老年人了，他的青年時代是在俄亥俄州北部的樹林裏度過的。他寫過許多書，他說：“隻有在我流落異鄉的時候，我才想到要寫本書，而那時我也隻不過是想把我從前的生活重新呈現在自己跟前而已。”寫作可以治療或減輕某種鄉愁，我自己的情況也大抵如此。
我的處女作《醒來的森林》是我在華盛頓當政府職員時寫的。
它使我能重溫年輕時代與鳥兒為伴的歲月與情景。我是坐在一堵鐵牆跟前的一張桌子前寫這本書的。當時我是一個金庫保管員，所保管的金庫裏儲存著數百萬的鈔票。在那漫長而又無所事事的歲月裏，我從自己手中的這支筆得到了庇護。我的心裏是多麼的抗拒那一堵鐵牆，隻能從對那些鳥兒以及對夏日裏原野和樹林的回憶裏尋找慰藉！大多數《冬日的陽光》的章節也是在這同一張桌子上寫的，書中所描述的陽光比紐約和新英格蘭地區的陽光更加燦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