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的“通訊特寫”課使我明確並堅定了自己的生活道路：我的最終鵠的是寫小說，但因為生活經驗太淺，我需要在所有職業中選定一個接觸人生最廣泛的。我選中了新聞事業，而且我特別看中了跑江湖的旅行記者生涯。
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新聞記者，1905年生於美國密蘇裏州的堪薩斯城。年輕時，當過農民，鐵路工人和印刷學徒。大學畢業後，開始了畢生所從事的新聞工作，在堪薩斯《星報》和紐約《太陽報》上嶄露頭角。以後在開往外洋的貨輪上當過海員，遊曆中美洲，最後到了夏威夷，一直為美國的一些報紙寫稿。1928年，在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陷入低穀的時候，這位23歲的美國青年來到上海，擔任《密勒氏評論報》的助理編輯，以後兼任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的特約通訊員。1930年以後，他遍遊了中國的主要城市和東三省、內蒙、台灣以及日本、朝鮮和荷屬東印度。他在中國西南各省做長時間的旅行，徒步經過雲南西部，到達緬甸和印度，采訪過甘地和其他印度領袖，但對印度感到沮喪。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斯諾正在上海，並親眼目睹了1932年的鬆滬抗戰和1933年的熱河戰爭。
斯諾的前妻海倫·福斯特·斯諾（Helen Foster Snow）是1931年到上海的，當時，她還是個23歲的美麗姑娘。她曾發誓25歲以前絕不結婚。1932年聖誕節，她和斯諾在東京的美國大使館舉行了婚禮。兩人離異後，斯諾在《複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中這樣描繪海倫：“她是一位希臘女神。走到哪裏，都為人們所愛慕。她標致，健康，一雙藍眼總是跳來跳去，是美貌與智慧兩者罕見的結晶。”她是一位“極不尋常的女人。她時常折磨我，又經常給我以啟發。她充滿活力和創造力，是一位忠誠的合作者。她既是我的伴侶，又是我的批評家”。
像許多美國人一樣，斯諾最初來中國的目的也隻是撞大運，但這個東方古老而神密的國度很快吸引了他，而且中國人民不甘屈辱抵抗日本人侵略的堅定意誌和頑強精神，更使他看到了中國的希望。在上海，他結識了魯迅、宋慶齡和一些中共地下黨員。很快他就成為中國革命的同情者、支持者。他曾把《活的中國》獻給宋慶齡，並在題詞中稱讚她具有“堅貞不屈、勇敢忠誠的精神的美，是活的中國最卓越而輝煌的象征”。30年代初期，通過同魯迅的交往，斯諾開始對現代中國文學有了興趣，就在這時，他注意到“五四”新文學，並開始把魯迅的小說譯成英文，介紹給西方讀者。他是最早將魯迅作品介紹到西方的人士之一。他和魯迅並非光談文學，有一次他問魯迅俄國式的政府對中國是否合適。魯迅回答說：“我們當然可以從俄國學習，我們也可以從美國學習。但是對於中國，隻能存在一種方式的革命，那就是中國式的革命。”
1933年4月，這對年輕、熱情的美國夫婦來到北平。斯諾在美國基督教會辦的燕京大學任新聞係教授。此時，蕭乾正是燕大新聞係三年級的學生。但他說，他進新聞係純然是為了混個資格好廁身報界。他對廣告學、經營管理一類的課程，提不起興趣，對於怎樣挖空心思、無孔不入地搶“獨家新聞”的采訪術也聽不進去。令他聽得入迷的隻有斯諾所教的“通訊特寫”。
斯諾給蕭乾留下極好的印象，他“一無教氣，二無白人優越感”。而且，重要的是，他給燕大四平八穩的新聞教程吹進了一股清新的風。他從不在“什麼是通訊特寫”這個問題上掉書袋。他不喜歡“先生講，學生聽”那傳統呆板的教學法。他常把課堂變成氣氛熱烈的討論會。
斯諾跟蕭乾強調，新聞同文學並不是兩碼事。如果說前者是攝影，後者是繪畫，難道不能從攝影裏學到點取景的角度，學到運用明暗的對比嗎？更何況兩者的素材都不能離開生活本身。他還講到狄更斯和蕭伯納早年的記者生涯。他舉一篇描繪一艘巨輪在太平洋沉沒的特寫為例說，作為消息來報道，也許五十個字就交代了，但作者用大量的細節渲染了甲板上極度緊張的氣氛，刻畫了各種乘客在驚慌中的神態和心理。像這樣好的文字寫生，對寫小說該是多麼好的準備！
蕭乾正是把自己的特寫喻為用文字繪製的素描寫生。而且，他還由此逐漸明確和堅定了自己的生活道路。他說他寫作的終極目標還在小說上，但因為生活經驗太淺，需要在所有職業中選定一個接觸人生最廣泛的。所以他選中了新聞事業，並特別相中了跑江湖的旅行記者生涯，借旅行和職務擴大生活視野。
斯諾比蕭乾大八歲，他們很快成為朋友。蕭乾在他的回憶錄《未帶地圖的遊人》中有一段提到斯諾：“當時在中國的洋人，不論是外交官、商人還是傳教士，都是舊秩序的維護者。也許這同他們自身的利益是一致的。他們中間也出現過一些叛逆者，如《上海——冒險家的樂園》的作者密勒。斯諾應是另一個叛逆者。隻是他的著重點不在於揭發列強在華的劣跡，而是對中國人民擺脫落後現狀所作的努力，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支持。”30年代，斯諾同當時在華的外交官和其他外國記者以及英美的一些“中國通”之間爭論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中國對日本侵略者會不會抵抗。當時，無論華盛頓還是倫敦，都認為在強大而蠻橫的日本侵略者麵前隻能低頭。他們把中日兩國海陸空軍的實力一對比，太懸殊了。尤其看到蔣介石以不抵抗為實質的“安外攘內”政策，就更認定中國隻會妥協，不會抵抗。他們從自身作生意的利益出發，隻希望日本在方式及侵略的速度上，能“克製”一些而已。然而他們光計算了飛機大炮的數目，卻忽略了真正決定勝負的因素：戰爭的性質和人心所向。
斯諾對中國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他對中國的熱愛往往超出許多中國人自身。他如饑似渴地追求真理，不肯停留於事物的表麵現象，也由於他具有一顆正直的心，能在地平線上瞥見一道曙光。所以，他能用他那真實而生動的筆，向全世界宣告一個新中國必將披荊斬棘，脫穎而出。繼沈陽事變後，1932年1月28日，日軍又在上海閘北對中國發動一次突然襲擊。當時南京政府下令當地駐軍19路軍不許抵抗。但該軍在蔡廷鍇將軍的領導下，並沒照辦，而是奮起抵抗，維護了中國人民的尊嚴，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以及全世界的讚揚。斯諾自始至終采訪了那次戰鬥，並在次年出版的《遠東戰線》一書中預見，“一·二八”事件將在全中國人民心中產生曠日持久而且無法改變的影響，它使大多數中國青年相信，中國人民隻要在共同捍衛國家的鬥爭中團結起來，中國將是不可戰勝的。
斯諾是位謙和、有吸引力的美國人。1933年至1935年間，他在海澱的家成了許多文學家、藝術家聚會暢敘的沙龍。蕭乾和楊剛也是那裏的常客。當時，斯諾正在編譯《活的中國》。他在上海時已在魯迅的關懷和姚克的協助下編好上集，其中選譯了魯迅的七篇小說，並附有斯諾所寫的魯迅印象記。為使這本選集盡可能反映現代中國小說的全貌，他約請蕭乾和楊剛幫他選譯下集，因他早就知道蕭乾在1930年同安瀾合編過《中國簡報》。下集編譯了魯迅以外一些作家的小說17篇，計有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茅盾的《自殺》、《泥濘》，丁玲的《水》、《消息》，巴金的《狗》，沈從文的《柏子》，孫席珍的《阿娥》，田軍的《大連丸上》、《第三支槍》，林語堂的《憶狗肉將軍》，蕭乾的《皈依》，鬱達夫的《蔦蘿行》，張天翼的《移行》，郭沫若的《十字架》，失名的《日記拾遺》和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線》。失名即楊剛，《日記拾遺》是她直接用英文寫的。
對於編選作品，斯諾自有他的標準，他不喜歡那些描寫大都會生活，披上漂亮詞藻外衣的“流線型”作品，他讚賞那些有揭露性、譴責性，描述中國社會現實的作品，文字粗糙點沒關係。因此，斯諾堅持要收入蕭乾的《皈依》，它揭露了基督教這一精神鴉片對善良靈魂的毒害。後來，斯諾告訴蕭乾，有些美國評論家認為，似乎這篇小說比他的其他小說有意思。
他在燕京教書時常說：“作為旅華的外國人，我們享有優惠的彙率，可以過得十分舒服，享有領事裁判權。有些人以為中國不會再變革，並且也希望就這麼下去。但是在這海市蜃樓後麵，一種謀求翻身的全麵革命正在這個古老的社會中醞釀著、沸騰著。”他編譯這部小說選，旨在深切了解中國知識分子對現實的不滿，“以第一手資料來證明存在著一種在廣泛範圍內實現社會主義的要求。在中國曆史上，這是第一次承認了‘普通人’的重要性”。通過編譯《活的中國》，斯諾想了解中國知識分子怎樣看自己；他們是以什麼為生活目的；中國與日本及西方關係中所遇到的暴力，在中國藝術家的心目中留下怎樣的印象。總之，他不單單是為搞一部文選，而是通過它，要了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境，向西方介紹正處在激烈變革下的中國文化，展示受難中的中國人的靈與肉。
斯諾在《編者序言》中說：“任何人在中國不需要呆多久就體會到她是生活在一個動蕩不安的社會環境中。這個環境為富有活力的藝術提供了豐富的材料。”斯諾目睹了一個正處於軍國主義鐵蹄蹂躪下的民族的斑斑血跡，同時也欣喜地發現了這個民族倔強、頑強的靈魂。這個民族曾經那麼優秀，創造了足以在世界麵前炫耀的物質財富和精神文明。可眼下，她那母親般博大豐滿的軀體正艱難地忍受著侵略者踐踏的痛苦，強奸的屈辱。另一方麵，斯諾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從未間斷過的文化解體了，這個國家對內對外的鬥爭，迫使它在創造一個新的文化來代替。千百年視為正統的、正常的、天經地義的觀念、事物和製度，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從而使一係列舊的信仰遭到擯棄，而新的領域在時間、空間方麵開拓出來了。到處都沸騰著那種健康的騷動，孕育著強有力的，富有意義的萌芽。它將使亞洲東部的經濟、政治、文化的麵貌大為改觀。今天，生活的浪濤正在洶湧彭湃。這裏的變革所創造的氣氛使大地空前肥沃。在偉大藝術的母胎裏，新的生命在蠕動。”
同斯諾一起編譯《活的中國》，給蕭乾上了係統的翻譯第一課。斯諾對於譯文，要求盡量貼近原文。他認為，一個譯者一定得把握原作後才可著筆；要把自己的理解用最準確無誤的語言傳達出來。這對蕭乾後來的文學翻譯有一定影響。他像斯諾一樣，對文學要求非常嚴格，討厭冗長散漫的句子，注重節奏，將生吞活剝式的翻譯看承是犯罪。這些特點都能從日後蕭乾流暢傳神的譯文中看出來。
斯諾夫婦不僅同情、支持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還積極參與學生的愛國行動。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發了一次規模宏大的學生運動，抗議日本在占領東北以後，又進一步侵占華北，還要像滿洲國那樣，建立傀儡政權。他們不但走在遊行示威隊伍的前列，還跟著一起高呼口號“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由於有他們這些外國記者，軍警沒有開槍。“一二·九”那天，蕭乾正在天津，第二天趕回北平，同斯諾夫婦一起去醫院看望被打傷的學生。蕭乾的第一個妻子“小樹葉”也受了傷，頭上纏著繃帶，躺在宿舍裏歎息。當時他們還沒有結婚。當局對這次學生愛國運動的消息嚴加封鎖，是斯諾把事實真相傳播到全世界。
1936年春，蕭乾到了南京，訪問了被蔣介石從泰山請下來，擔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的馮玉祥將軍。馮對剛剛發生的學生運動表示熱情的聲援和支持，嚴正譴責了日本關東軍的暴行，要求立即釋放被捕的學生領袖。同時，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蕭乾連夜趕寫好訪問記，寄回天津，卻壓了很久才見報，而且被改得麵目全非。一天他剛好在上海南京路上碰到已為《紐約時報》工作的斯諾，就把這事講給他聽。他馬上要蕭乾寫信，介紹他去采訪馮將軍。不久，日本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強烈抗議，指責馮玉祥向美國記者斯諾發表對日本不友好的言論，煽動反日，並要求賠禮道歉。
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麵，已是1944年秋。同是美軍隨軍記者的蕭乾和斯諾在瓦礫還冒著煙的巴黎的斯克裏勃旅館走廊裏不斯而遇。當時巴黎剛剛解放，蕭乾正準備隨美國第7軍一道挺進萊茵。老友聚首，格外親切。斯諾一直眷戀著災難深重的中國，思念著他在中國熟悉的一切。他說：“中國是我的第二故鄉，魯迅是教我懂得中國的一把鑰匙。”幾十年後，海倫對蕭乾說：“我認為一百多年來，在各個時期，美國人和中國人都是天然的朋友，不是天然的仇敵。”斯諾還祝願戰後的中國能走上民主之路。在那家暫時充當隨軍記者招待所的旅館裏，蕭乾還見到了一位傳奇性的著名作家歐內斯特·海明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