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膽量是被逼出來的，大約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已經可以應付萬人大會的現場了。現場黑壓壓的，全是人頭和眼睛。麥克風把我的聲音送出去了，我在台上可以聽到空闊的回聲。那是我的童聲。我很害羞，我也很虛榮。如果你的虛榮有足夠的馬力，害羞就不再是一個問題。它是可以克服的。
父親告訴我：“麵對一個人和麵對一百萬個人是一樣的。”我沒有見過“一百萬”個人，我見到的隻是黑壓壓的人頭和閃閃發光的眼睛。當一個孩子走上講台並站到一張凳子上的時候，他的嘴巴終於可以夠著麥克風了。全場鴉雀無聲。“人民”是喜歡我的，我也很享受。
1986年的9月9日，作為學生代表，我在母校揚州師範學院的教師節上發言。我不能忍受台下的吵吵嚷嚷，我停下來了，環視四周。因為不期而然的安靜，會場裏慢慢地靜下來了。我對著麥克風說：“請老師們不要再交頭接耳了。”我的舉動讓我的輔導員很生氣。他沒有批評我，他一直像我兄長那樣關心我的成長。但輔導員的表情在那兒，他很生氣——我做錯了麼老師？我沒錯。
我要說，我不會感謝“文革”。我不會認為是“文革”鍛煉了我，讓我擁有了在公眾麵前說話的能力。事情不是這樣的。我在“文革”階段上過無數的台，發了無數的言，但沒有一句話是我自己的。我隻是一個傳聲筒，一個工具。我的作用和麥克風裏頭的電流並沒有什麼兩樣。我仔細地回憶了一下，在我二十三歲之前，換句話說，在我大學畢業之前，我在台上總共就說過一句自己的話：“請老師們不要再交頭接耳了。”就這一句。如果不是因為“文革”已經結束了，我估計隻此一句的普通“人話”我都說不出。背誦從來就不是說話，朗讀也從來就不是說話，這是兩回事。
說話不是別的，隻是表達自我。自我在前，表達在後。
我要感謝我的母校，揚州師範學院。我的專業是師範，將來要當老師的。我在畢業之後要站在講台上說話的。揚州師範學院不是什麼名牌大學，但是，我一直為我的中文係驕傲。揚州師範學院中文係的訓練是多麼的嚴格、多麼的係統啊，很科學的。從大學二年級開始，我們每一天的上午都有說話訓練。我還想說，我是幸運的，我在讀大學的時候迎來了“思想解放”，環境相對是寬鬆的。那是一個朝著正確的方向行走的時期，我們這一代學子都在嚐試著做自我，表達自我。回過頭來看，這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
問題又來了，我這個“老革命”發現，離開了背誦和朗讀，我在公共場合依然是“不會說話”的。每一次在公眾麵前“說話”我都害羞得要命。最終幫助我的是邏輯。我嚐試著在表達自己的時候尋找到有效的、清晰的邏輯，邏輯至今都是我的工具。邏輯隻是方法論，這個大家都知道，我想說，邏輯也是世界觀。信口雌黃的人無論擁有多好的“口才”和“感召力”，在我這裏永遠都得不到信任，更不可能成為朋友。
作為一個經曆過無數現場大會的人，我不得不說，“真正地”表達自我和“有效地”表達自我，是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