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足優越。溫良謙恭。
西方文明的傳教士。
割裂個性。扭曲心靈。
抽在雇員身上的鞭子。
“催吧兒”就是“催吧兒”，老板就是老板。“催吧兒”怎麼成了老板，老板又怎麼會是“催吧兒”？這裏麵的奧秘恐怕隻有自稱為“催吧兒”老板的許先生自己來解釋了。
許先生是老板，這點是勿庸置疑的。他是意大利P公司駐京辦事處的首席代表。在他的老家浙江，他擁有一個合資服裝廠、合資盆景公司；在北京，他擁有一家合資皮件公司，一家合資汽車檢測公司。目前第五家第六家合資公司也正在醞釀中。
許先生是“催吧兒”，這點也是有目共睹的。他是馬女士永遠的司機，每天上班接下班送；出差接站送站；出門馬女士前麵走，他在後麵替她提著大包小包地跟著。以至於外出商務談判，客戶總是先把手熱情之至地伸給馬女士，而對身後的許先生顯然冷淡了不少。每當這時，倒是馬女士過意不去，連忙從後麵拽出許先生說：“這是我們老板。”眼望對方愕然的嘴半天合不上。合上後忙不迭地說：“對不起對不起，想不到許老板竟如此麵少。少年有為，少年有為。”許先生總是滿不在乎地笑笑說：“沒關係，沒關係。生意多虧馬女士。她是我的老板，我是她的‘催吧兒’。”“行了，我的‘催吧兒’老板。”馬女士嗔怪地打斷他的調侃。於是，在一片善意的笑聲中，談判輕鬆而有序地進行。還是馬女士前麵開路，許先生後麵幫腔。兩人一唱一和，把談判對手搞得難以招架，但從裏到外還溢著喜悅。
“唉，我們老板就是這樣，沒辦法。”在許先生的豪華奔馳車上，馬女士說不上是無奈還是感慨地對我說：“跟他說過多少次了，老板要有老板的威嚴，可他卻左一個‘催吧兒’老板，右一個老板‘催吧兒’，倒讓我真正做‘催吧兒’的不好做人。”
“哪裏話。給蓉蓉小姐當‘催吧兒’是我的榮幸。”悠然自得地轉著方向盤的許先生淘氣地衝馬蓉蓉女士擠擠眼，轉過臉又對我說：“說實在的，蓉蓉也不容易。家裏有一個11歲的孩子，丈夫又時不時出差，她自己也40多歲的人了，每天沒夜沒日跟我天南地北地跑，倒真叫我過意不去。”
“可別這麼說，阿許，你也不容易。一個人長年拋家離子在外，連個問寒問暖的人都沒有。我這個老大姐不管你誰管你？”
聽這兩人的對話，倒叫旁觀者的我籲噓不已。在外企，見慣了老板對雇員頤指氣使，雇員對老板怨聲載道；老板克扣雇員，雇員算計老板。從未見老板與雇員你謙我讓，你照顧我我體諒你的。我暗想莫不是這兩人之間有什麼瓜葛。
還沒等我提問，馬女士在飯桌上主動給我釋了疑。當時，許先生正周到而不厭其煩地給飯桌上的每一位客人夾菜。馬女士見此感慨起來，說：“阿許真是個好人。你看他比我小10多歲，但我心甘情願給他打工。因為我闖蕩社會也有幾十年了，可阿許這樣的老板真是少見。”說完她跟我講了她認識許先生的故事。
兩年前，馬女士隨商貿代表團訪問意大利米蘭。回國的前一天，代表團一朋友說他與許先生交情不錯，這次來米蘭，許先生說晚上要請他吃飯。他提出馬女士作陪，許先生滿口歡迎。但臨到約會的時間，代表團卻突然遇到急事。等處理完約會時間已超過了一個小時。馬小姐對代表團朋友說許先生肯定不會等了。朋友說不，他肯定還在等我們。兩人急忙驅車趕去。遠遠地，見偌大的建築物下站著一個瘦小的身影。當時馬女士覺得眼圈發熱。
“從這件小事，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信賴的男人。”
“對我來說馬蓉蓉更是一個值得欽佩的女性。”許先生緊接著馬女士的話頭繼續著他們的故事。
數月後，許先生來北京。因隻逗留幾天，所以沒通知什麼人。許先生回國前一天晚和馬蓉蓉電話告別。馬女士說晚上無論如何要請他吃飯。馬女士騎車從呼家樓趕到民族飯店，請許先生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飯。
“她是自己掏的錢，而且當時她已經吃完晚飯了。”許先生補充說：“就這一件事，我覺得馬女士為人豪爽、熱情、會體貼人關心人，值得交往。所以我一決定在北京設立辦事處就想到了她。而她作為公司的業務骨幹在公司幹的火火的，竟然也肯賞我麵子，屈尊到我這成立不久的辦事處來，怎麼不叫我受寵若驚？”
“別這麼說，老板。士為知己者死嘛。你老板這麼看得起我，我豈能有不感恩戴德的道理？”
兩人又是一番互相謙遜和讚揚。讓旁觀者的我聽來無論是謙詞還是讚美都透著一種真實。
許先生對我說：“小姐，你不知道，蓉蓉真是為我著想。別的公司是雇員盯著老板的錢，拚著勁花老板的錢。而蓉蓉卻是一分一分地為我省錢，包括她本人的工資。她總對我說：老板省省吧。我不是圖你的錢來的。”乘馬蓉蓉離座打電話的當兒，許先生認真地說：小姐我當你的麵講，我從內心感謝蓉蓉。將來我決不會虧待她的。
見許先生一臉的認真，我著實被感動。我說：“馬女士對你的確不錯。但許先生您也的確是個好老板。”
“什麼好老板，‘催吧兒’而已。”許先生又開始他的“催吧兒”老板之說。見我一臉的不以為然，他認真地說：“是‘催吧兒’，我從來不把自己當成什麼老板。而且當老板的時候我也不忘我當‘催吧兒’的日子。”說完他長長地歎了一口氣。
“你也當過‘催吧兒’？”望著麵前被名牌西裝、金表金飾物、大哥大包裝起來的正襟危坐的許老板，說他是闊少爺出身有人信，但從他身上無論如何看不出受過苦難的痕跡。
“阿許混到今天挺不容易的。”馬女士感慨地望著許先生說。但馬上她好像想起什麼又樂了。“不過呢，他也有很風光的日子哩。小姐，你讓阿許給你講講他在國內怎麼‘選妃’的事吧。有意思極了。”
我的好奇心頓起。我讓許先生講給我聽，他笑而不語。我暗思忖可能飯桌上不方便吧，便與他相約另找日子單獨采訪。
但要拽個忙忙乎乎的許老板可真不容易。幾個月後，才終於約定了訪問的日子。於是，在賓館環境幽雅的咖啡廳裏，我了解到了許先生從“催吧兒”到老板的不平凡的經曆。
許先生祖籍浙江。父親曾在浙江省某縣當父母官。因此，在自然災害年月出生的許老板和窮人家的孩子相比，的確過了幾年“闊少爺”的日子。但好景不長，因為祖父在解放前當過國民黨的大官，許先生的父親雖身為父母官也難逃厄運，被打成曆史反革命，投入大獄。
年僅8歲的許先生隨母親、兩個姐姐被發放農村。於是“闊少爺”一夜間變成了窮小子。每日割草、拾糞、撿柴，過著一個實實在在的農村孩子的生活。12歲那年，父親病死在監獄。緊接著母親積勞成疾也隨父逝去。幼小的許先生在本該是陽光燦爛的童年、少年飽嚐了地獄般的陰暗。這使他的性格中深藏了一份憂鬱。但是，他像荒野上那一棵棵飽經風霜的小草一樣，痛苦但倔強地生存著。大姐姐對這唯一的弟弟飽含母愛。她靠為別人漿洗縫補掙一點微薄的錢來讓弟弟維持學業。而幼小的許先生為了減輕姐姐的負擔悄悄去給人拉平板車，結果勞累過度得了急性肝炎。一度他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姐姐們都以為他抗不過去了。但不料缺吃少穿的許先生竟奇跡般地恢複了健康。父親過去的同事、朋友也悄悄地接濟他們一些食物，給他們一些切切實實的幫助，使這個由幾個孩子組成的家庭艱難但頑強地運轉著。70年代末，許先生的父親得到平反，一家人搬回了縣城。許先生終於有機會進了一所較好的中學繼續他的學業。大姐也考上了師範大學，畢業後隨丈夫移居了意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