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力量是無窮的。曾國藩說：“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愛而不親。”實在是至理名言。
有一句話說，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意思是說朋友越多越好。如果是誌同道合，當然是多多益善；如果誌不同，道不合，那就是烏合之眾，其實是算不得朋友的。多一條路的“路”可以這樣來理解，門路，幫助，有用，對之是實用，實惠，尤其是碰到什麼意想不到的麻煩被意想不到的朋友解決了，對這句話的體驗就更為親切了。
然而這句話卻不符合中國古人的交往原則，孟子說：“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顯然，孟子交朋友，是要和他的德行相交，而不是倚仗什麼和他相交，不是要有利可圖才和他相交。如果無利可圖呢？那就不和他交往了，這就叫利盡情絕。正如司馬遷說：“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這種人在現實生活中不少，如果他有求於你，或者可能有求於你，於是對你體貼入微，看探殷勤，恰如冬天裏的一把火；如果無求於你，則對你不冷不熱，老死不相往來。
這句話的另一個錯誤就是利己傾向，隻讓別人幫助他，而不讓他幫助別人，隻是麻煩別人，而不讓別人麻煩他。有來無往，或者來而無往，久而久之，這句話就成了多一個朋友少一條路。
現在我們來看看“博愛”是否可能？
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史記》雲：“同明相照，同類相求。”可見人們是根據個人的性格、氣質、誌趣而結合在一起的。大千世界，芸芸眾生，三教九流，無所不有，一個人要同形形色色的人交朋友，那就意味著他必須放棄自己的立場、觀點和誌趣，為了同其明，他就把自己變成一個稀奇古怪的人物，這樣的人天下有嗎？如果他真的以為朋友遍天下，那不過是一廂情願，或者自欺欺人。
其實真正的朋友是很少的，他們相知、相交和相敬，同甘共苦。曾國藩和左宗棠就是這樣的朋友。
曾國藩為人拙誠，語言遲訥，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自稱“今亮”，語言尖銳，鋒芒畢露。左宗棠屢試不中，科場失意，蟄居鄉間，半耕半讀。鹹豐二年（1852），已四十一歲，才由一個鄉村塾師佐於湖南巡撫張亮基。鹹豐四年（1854）三月又入湖南巡撫駱秉章幕，共達六年之久。曾、左雖非同僚，卻同在湖南，常有齟齬。傳說，曾國藩見左宗棠為如夫人洗腳，笑著說：“替如夫人洗足。”左立即諷刺說：“賜同進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對左說：“季子才高，與吾意見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進去。左也絕不示弱，說，“藩侯當國，問他經濟又何曾！”語涉鄙夷。這些傳之甚廣的言談，或為後代文人編造之辭，不足為信，但簡單的對話，確實反映了左宗棠個性的桀驁。
左宗棠頗有識略，又好直言不諱。鹹豐四年（1854）四月，曾國藩初次出兵，敗於靖港，投水自盡未遂，回到省城，垂頭喪氣，左宗棠“從城中出來，到船上探望曾國藩，見他氣如遊絲，責備他說國事並未到不可收拾地步，速死是不義之舉。曾國藩怒目而視，不發一言”。鹹豐七年（1857）二月，曾國藩在江西瑞州營中聞父喪，立即返鄉。左宗棠認為他不待君命，舍軍奔喪，是很不應該的；湖南官紳也嘩然應和。這使曾國藩頗失物望。第二年，曾國藩奉命率師援浙，路過長沙時，特登門拜訪，並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為聯，求左宗棠篆書，表示謙仰之意，使兩人一度緊張的關係趨向緩和。
特別能顯示出曾國藩的寬宏大度、不計前嫌的心境的，是鹹豐十年（1860）的對左宗棠的舉薦。在這以前，曾國藩也曾舉薦過左宗棠。例如，鹹豐六年（1856）正月，曾國藩奏左宗棠接濟軍餉有功，因而，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剛直，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專軍事，忌者尤眾”，於是碰上了樊燮。樊燮乃永州鎮總兵，此人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為巡撫駱秉章代擬奏折，劾請將樊燮撤職查辦。誰知樊燮受人唆使，向湖廣總督官文反告左宗棠。這位滿人官文較為顢頇，竟將這案子報到朝廷，朝廷因命考官錢寶青審訊，傳左宗棠到武昌對簿。鹹豐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此事，京城內外聞之者莫不震驚。駱秉章與湖北巡撫胡林翼均上疏力辯其誣。胡林翼的奏折中且有“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話。京中官員如侍讀學士潘祖蔭，與左素不相識，也上疏痛陳“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官文似不可“引繩批根”。在這種情況下，鹹豐帝才有“棄瑕錄用”的旨意，肅順也趁機以人才難得進言。官文接旨後，才不再催左宗棠對簿，草草了結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