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中心：
論樹立綜合安全觀（節選）
【編者按】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中心2010年1月19日在《解放軍報》上發表《論樹立綜合安全觀》（執筆：王幸生、劉開華、胡映衛）。文章提出，國際安全形勢和國家安全環境的新變化，呼喚著安全觀念的與時俱進。文章分為三部分：樹立綜合安全觀是重要而緊迫的時代課題、正確把握綜合安全觀的內涵特征、積極探索樹立綜合安全觀的戰略思路。以下節選自本文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樹立綜合安全觀是重要而緊迫的時代課題
安全觀通常是指維護國家安全過程中對安全問題的認識、觀點以及形成的理論體係。它包括國家對其所處的安全環境和威脅的判斷、評估，對國家安全利益的體認以及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的策略和手段。綜合安全觀，是指用全局的、聯係的、係統的思維，來思考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以及科技、生態、糧食、能源等一係列安全問題，通過科學統籌，運用多種手段，發揮整體合力，實現國家的總體安全。
樹立綜合安全觀首先是基於國際安全形勢的新變化。當今世界，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安全的性質由單一向綜合的發展趨勢強勁。從主體上看，安全已經從傳統安全中唯一的國家主體，變成了國家、國際組織、個人、集團等多元的行為主體，由此帶來了國家安全、國際安全、全球安全、人的安全等綜合的安全問題。從內容上看，安全已經不僅僅是與軍事因素相關的威脅和風險，還包括了經濟、文化、社會、環境等各個方麵的威脅。以經濟領域為例，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7000億美元，使一些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遭受重創。當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仍危及全球，可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另外，氣候變暖、森林減少、物種滅絕、水汙染等環境惡化問題，已經成為整個人類社會麵臨的共同生存威脅。從手段上看，安全也已經從單一的軍事手段發展到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多種手段並重，由單邊、雙邊到更加注重國際合作。適應這種新的變化，樹立綜合安全的觀念，以提升維護國家安全的綜合能力，勢在必行。
樹立綜合安全觀還是新世紀新階段我國安全環境的現實需求。當前，我國安全形勢和任務的艱巨性、複雜性、繁重性世所罕見，所麵臨安全問題的綜合性、複雜性、多變性前所未有，影響我國安全和發展的現實挑戰和潛在威脅十分嚴峻，迫切需要樹立綜合安全觀。隨著我國的安全領域不斷擴大、安全關係不斷變更、安全主體不斷豐富，所受的安全威脅呈現出立體的、綜合的、全方位的新特點新趨勢。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尚未結束，國際經濟競爭更趨激烈，一些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對我國經濟的遏製和貿易摩擦不斷增多，經濟發展的安全威脅大大增加；近幾年中先後發生的阿富汗戰爭、俄格衝突等表明，一些國家仍然把軍事力量作為謀取政治、經濟和戰略利益的重要手段，世界依然麵臨著現實和潛在的戰爭威脅；我國周邊一些地區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活動猖獗，周邊一些國家政局不穩，給我國周邊安全和邊境地區的穩定帶來不利影響；西方敵對勢力和分裂分子，利用台灣問題、涉疆問題、涉藏問題以及社會熱點敏感問題對我進行分裂、顛覆、滲透和破壞活動；拉薩“3·14”事件和烏魯木齊“7·5”事件，都有複雜而深刻的國際背景，維護國家安全穩定的任務更加繁重，等等。隻有牢固樹立綜合安全的觀念，充實完善我國安全戰略，才能正確應對各種危機和風險，切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正確把握綜合安全觀的內涵特征
安全的綜合性是客觀存在的，隻是在過去相對封閉的社會環境中，傳統的軍事安全一直占據著國家安全的主導地位，其他領域的安全還沒有凸顯出來，因而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冷戰後，經濟、文化、社會、信息、生態等方麵安全的重要性日益顯露出來，使得它們與軍事安全一樣，引起了世界的高度關注。胡主席著眼當今國際安全和國家安全形勢的發展變化，明確提出了“牢固樹立綜合安全的觀念”的科學命題，這是在新的曆史高度對我國安全戰略理論的新發展。
綜合安全觀是一個內涵豐富的、開放的、發展的觀念體係，當前以下七個方麵的安全因素是我們必須密切關注的：一是政治安全。核心問題是國家政權穩固和國家主權不受侵犯。它居於綜合安全觀的最高位置。二是軍事安全。軍事安全在綜合安全中依然占據“核心”地位。國家越是發展、越是富裕，越要加強國防建設。三是經濟安全。經濟是社會的物質基礎。沒有經濟安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國家安全。特別是當前國際間能源資源爭奪日益激烈、西方發達國家金融危機持續不斷，使得經濟安全尤為重要。四是文化安全。文化安全對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產生的影響是深層麵的、潛移默化的，又是長遠的、深刻的，甚至足以瓦解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改變一個民族的發展前途。五是社會安全。對一個國家而言，多數人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財產等社會安全，直接關係國家的綜合安全。六是信息安全。隨著信息技術飛速發展，互聯網和手機等新興媒體越來越普及，不良信息、有害信息容易擴散，還會放大社會矛盾和問題，甚至被敵對勢力利用進行顛覆破壞活動，給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帶來新的問題。七是生態安全。人類安全離不開良好的生態環境。氣候變暖、環境惡化，生態平衡遭到嚴重破壞，引起世人高度關注。消除或減緩人類生存的環境安全威脅，成為全球共同的安全責任。
綜合安全具有鮮明的特征。一是全球性特征。綜合安全既可以指向某個國家或集團，也可能指向社會和個人，還可能帶來鄰國區域的動蕩和全球性的不安，具有明顯的全球性指向。二是跨國性特征。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交通和信息方式的變革，全球性的經濟、信息等網絡日益成熟，人員、資金、信息、技術、毒品、艾滋病等各種因素混雜其間，大量流動，一國政府對這些因素的流動越來越難以管理與控製。在這種情況下，綜合性安全使得傳統的以地理為界限的國家邊界變得日益模糊，使跨國性特征凸現出來。三是突發性特征。綜合安全威脅的成因很複雜，一些安全威脅看上去很孤立，但背後成因卻是千絲萬縷、盤根錯節。傳染性疾病、地震、海嘯、颶風等自然災害安全威脅，其過程、形態、邊界和活動規律等都帶有很大的隨機性，造成預測難、預防難、追蹤難；人類自身的恐怖事件，也具有突發性的特點。據統計，1990年以來全球有100多起影響較大的恐怖事件，都是在毫無防範的情況下發生的。四是聯動性特征。綜合安全威脅各領域之間相互影響、相互關聯，如恐怖主義與貧困化、民族分離主義、宗教極端主義之間彼此關聯，各種形式的有組織犯罪活動與恐怖主義、網絡黑客相互勾結等等。某一領域出現問題時，往往引發其他領域的連鎖反應，導致破壞效應的傳遞和擴大。
劉誌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災難性後果
【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劉誌明研究員在《紅旗文稿》2010年第2期發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興起、危害與替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視角及其評價》。文章闡述了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針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探討，對我們科學認識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實質及危害具有重要意義。文章分為三部分：關於新自由主義的興起，關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災難性後果，關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逆轉、終結與替代。以下節選自本文第二部分。
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的實踐，給人類的大多數帶來的是災難還是福音呢？
在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改革“試驗田”的拉丁美洲，人們發現，在十多年“模範”遵循“華盛頓共識”製定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後，自己國家經濟嚴重衰退、政治劇烈動蕩和社會加速瓦解。比如阿根廷，它早在1976年就開始實施新自由主義，曾依靠吸引外資和借外債實現了短暫的幾年繁榮，一度被作為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的樣板而大肆宣傳，但是，這個所謂的“樣板”好景不長，1994年經濟增長率就開始起伏不定，1995年後經濟更是麵臨大蕭條，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數也一路飆升。進入21世紀以來，阿根廷麵臨的是國內企業破產、資本外逃、收入分配嚴重不均和失業不斷增加等，“崩潰”就是阿根廷實施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最終代價。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的墨西哥一度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所樹立的新樣板，但是馬丁·哈特—蘭茲伯格認為，新自由主義在墨西哥取得了成功隻不過是一個炮製出來的神話而已，因為墨西哥的經濟在亞洲金融危機後雖然有所增長，但主要是出口部門的增長。而且其經濟發展與整個國家和人民日益脫節：墨西哥工人平均收入下降，國家在核心技術上沒有得到自主發展和進步，環境受到極大破壞，整個經濟高度依賴外資——這是一種極其脆弱的經濟，極易被世界經濟危機破壞和摧毀。墨西哥學者阿爾瓦雷斯·貝讓這樣總結墨西哥25年來實施新自由主義的徹底失敗：根據過去新自由主義模式實行25年來的記錄，墨西哥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長0.17%，這意味著墨西哥需要400多年的時間才能使人均GDP翻一番。由於失業和低工資，數以百萬計的墨西哥人被迫移民，這是新自由主義在墨西哥失敗最顯而易見的、活生生的證明。同樣，20世紀9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聖經”在委內瑞拉播撒的也不是“福音”，而是貧困的加深、人民收入的下降、社會分化的加大與腐敗的盛行……，一切好像沒有出路。
非洲的情況又如何呢？埃及著名左翼學者薩米爾·阿明對此有詳盡細致的闡述。他指出，二戰後重新獲得政治獨立的非洲在20世紀下半葉一度迎來了自己“發展的幾十年”，一些非洲國家也確實開始了一個工業化過程，盡管非洲的這種發展仍然被限定在資本主義舊的勞動分工框架內，盡管這種發展從它們開始繁榮的第一刻起，就屬於過去而沒有未來，但它的目標畢竟是鞏固政治獨立和實現國家的現代化與經濟的工業化。可是，自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由各類跨國公司操控非洲實施所謂的“結構調整項目”以來，非洲人民遍嚐經濟衰退、政局動蕩以及各種社會災難甚至整個社會的分崩離析等諸多“苦果”。在20世紀最後的20年，非洲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增長率較此前的20年幾乎下降了一半，20世紀90年代，非洲各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更是以全世界絕無僅有的負數（-0.2%）增長，非洲在全球貿易額中的比重進一步下降。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輕描淡寫地把這些隻是稱作通向一個美好未來過程中的“痛苦的轉型”，薩米爾·阿明這樣諷刺道：美好的未來在哪裏？社會已遭破壞，貧窮日益增長，教育和衛生狀況在惡化，這些都不是通往美好未來的條件，也不能幫助非洲的生產者變得“更富競爭力”。
蘇聯解體後推行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式改革的俄羅斯的情況又怎樣呢？用奧列格·鮑爾莫洛夫的話說，其結果就是國家“喪失了以往的經濟實力，國民生產總值甚至落到墨西哥、巴西和印度尼西亞之後，為中國的一半，美國的1/10”。“公眾還麵臨以往聞所未聞的另一種災難：大量失業。強迫雇員休假即隱形失業，也相當普遍。此外，不斷加劇的分配不均和持續降低的國內生產總值使公眾沮喪，社會不滿與日俱增。”
日本等發達國家的情況如何呢？日本的伊藤誠教授指出，日本20多年實踐新自由主義的結果，就是20世紀的90年代成為日本“失去的十年”，就是一直持續到21世紀日本經濟的急遽惡化（多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跌至1%，甚至有幾年為負增長），就是“國家財政危機的負擔不斷轉移到普通工人的肩膀上”，就是“工人以及其他弱勢群體的經濟生活的日益惡化和不穩定”，就是“對勞工保護的法律普遍放鬆”等等。德國人民的情況也並不好些。在“提高效益是應該的”口號下，德國擁抱新自由主義的結果，是“不人道的社會螺旋型下降”，即人數眾多的低收入階層的社會福利費用的大幅削減，是經濟增長和富裕的德國在20世紀末“真實的”失業率相當於20%。
關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為什麼不能促進世界經濟長期而穩定的增長，大衛·科茨列舉了三個主要的原因。第一，從長期看，由於新自由主義製度具有降低實際工資和公共開支的明顯傾向，它導致了總需求不足這一問題。其次，新自由主義模式放棄了國家反經濟周期的財政和稅收政策，由於縮減社會福利計劃和放寬了對金融部門的公共管製，因此它在宏觀層麵上造成了不穩定，並使該體係容易受到大的金融危機和蕭條的衝擊。第三，新自由主義模式加劇了階級衝突，可能會打擊資本家的投資積極性。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給人類大多數的災難性後果，使世界人民日益看清了新自由主義理論推行者們的偽善。針對“華盛頓共識”關於“重啟各國經濟增長和擺脫全球利潤停滯”這一許諾，沃勒斯坦是這樣揭露其偽善性的：“工業企業的利潤停滯在世界範圍內繼續存在。各地股票市場的急劇走高不是建立在生產性利潤上，而主要建立在投機性金融操縱上。世界範圍和各國國內的收入分配都變得非常偏斜——世界人口中10%高收入人群，特別是1%的頂層，其收入大幅度增加，而世界人口中其他人群的實際收入大多下降了。”
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主要建築師”們的計劃是什麼呢？他們是借西方各國普遍麵臨“滯脹”危機，及其他各國掀起改革調整潮流的機會，揮舞“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是推動經濟的基礎”和“惟有市場化才能有效配置資源”等具有蠱惑力的教條，對世界人民經過鬥爭取得的福利與進步進行反攻倒算，增進以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為代表的一小撮人的私利和大發橫財的機會。正如美國學者羅伯特·邁克傑斯尼所說的，實行新自由主義就是使相當一批私有業者能夠得以控製盡可能廣的社會層麵，從而獲取最大的個人利益。新自由主義黨派及其實施政策代表了極端富裕的投資者和不到1000家龐大公司的直接利益。
周方銀：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
【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區域合作室副主任周方銀副研究員在《半月談》2009年第5期發表《如何看待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文章分為三部分，分別闡述了中國周邊安全環境中的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並提出了一些應采取的對策。以下節選自本文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中國周邊安全環境中的不利因素
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中，一些爭議和摩擦的連續出現，是多方麵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幾方麵的因素：
一是中國周邊地理環境的複雜性。中國擁有960萬平方公裏的陸地疆土，有2.2萬公裏長的陸地邊界線，與中國接壤的國家有14個。中國還有1.8萬公裏長的大陸海岸線，與日本、韓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文萊、馬來西亞等國的領海相接或相重疊，它們是中國的海上鄰國。此外還有非接壤但有著密切關係的近鄰國家，如柬埔寨、泰國、新加坡、孟加拉國等，因此，中國被稱為“世界上鄰國數目最多的國家”。
中國不僅鄰國的數量多，而且這些國家的情況十分複雜多樣，這在整個世界上較為少見。中國所處周邊環境特別複雜的性質，決定了在中國與鄰國之間發生摩擦的概率要更大一些。
二是在中國與近鄰國家之間，還存在著一些曆史遺留下來的，未解決的邊界問題。其中包括中印邊界問題、中日釣魚島問題，還有南中國海問題。在這些領土和領海的劃界問題上，雖然中國希望通過和平談判的方式加以解決，但一些鄰國不斷采取各種手段，試圖強化對爭議地區的實際占領。這反映了周邊某些國家的一種機會主義的心態，它們試圖利用中國的和平主義政策，造成對中國不利的既成事實，謀取現實的利益，或者強化自身在未來邊界談判中的地位。
三是由於中國崛起帶來的衝擊。這一衝擊既有物質的層麵，也有心理的層麵。從物質層麵上說，中國崛起，首先意味著東亞地區國家之間的實力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與實力對比的變化隨之而來的，是國家之間相對地位的變化。以中日關係為例，在過去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中國是東亞地區的政治大國，日本是東亞地區的經濟大國，雙方對這種地位結構已比較適應，也都能接受這樣一個現實，雙方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基本相安無事。隨著中國經濟地位迅速上升，日本東亞經濟主導國的地位受到衝擊。從發展趨勢上看，似乎中國正在逐漸確立自身在東亞地區的主導地位。日本對這一前景並不是欣然接受，而是試圖延緩這一進程，或者通過與其他國家聯合的方式，製約中國影響力的上升。這就在一定時期內增大了雙方發生摩擦的可能性。類似的情況，也在中印關係、中韓關係等雙邊關係中不同程度地存在。